《孽子》的悲剧性研究(3)

《孽子》在白先勇的同志书写与整体创作上的悲剧书写两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孽子》一转早期寓言式、印象化的对同性恋者个体的勾勒，书写台北新公园“黑暗王国”里同性恋群体的沧桑痛史，着重突出阿青等同志少年被父亲逐出家庭后的流浪经历，聚焦于父子关系、父权中心导致的社会悲剧，并由此上升到人生的苍凉与悲空；在悲剧书写层面，《孽子》在继承白先勇《台北人》等短篇小说中的“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1]的悲剧主题基础上，更为纯熟地化用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在长篇的体制下实现他一贯对中国文学最高境界的追求。两个层面互为表里，使《孽子》的悲剧性得以表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将从悲剧内涵与悲剧的呈现方式两个层面探讨白先勇的长篇男同性恋小说《孽子》的悲剧性。以往对《孽子》中父子关系的研究论文往往只看到“孽子”面对父亲的悔罪心态，又或者只对父亲/权排斥男同性恋的原因做一番解释，却未看到父权与男同性恋者间更微妙、复杂的关系，以及白先勇在看似保守的书写立场中隐含的对父权的颠覆。
本文第一小节意图通过对《孽子》中被人们简单化为爱情悲剧的“龙凤神话”——小说中龙子与阿凤的故事为切入点，联系阿凤的对应人物阿青的流浪经历，来探讨小说中由父子关系引申出的父权阴影如何笼罩在阿青等同志人群的身上，并造成了一个个悲剧，以及阿青被父亲逐出家门后，对父亲/权的复杂态度；第二小节通过对阿青恋弟情结的剖析解读其对父权的颠覆意义，以及阿青欲建立“另类家庭”遭受的悲剧命运。《孽子》的悲剧表现手法以往研究论文较少涉及，第三小节即从悲剧的呈现方式层面，阐述《孽子》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比兴手法和缀段式结构的化用，及其对同志人群悲剧命运的艺术表现。

二、龙凤神话的另一重悲剧：父-子冲突的延续
《孽子》英译名为Crystal Boys，从书名的“误译”反观“孽子”一名，也足以发觉这部小说对于同志人群与其父亲之间关系的绝大关注，同时似乎也揭示出白先勇内心站在父亲的一方，认同了父亲一方的观点。于是面对父亲，同性恋儿子充满愧疚之情，成为忤逆父亲、伤害父亲的不孝/肖子孙。小说中无论是年纪稍长的杨教头、龙子还是新公园的少年们如阿青、小玉等，都与父亲有着相当激烈的冲突。小说中阿青在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被父亲赶出家门，并被斥为“畜生”，小玉则是因为“带人回家到厨房里打炮”而被继父驱逐，杨教头、龙子也均因同性恋行为而与父亲决裂。他们被父亲所放逐，沦落到新公园的一角，穿行于黑夜的性交易之中，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悲剧。直到第三部分“安乐乡”中孽子们为并非同性恋者的普通父亲傅（父）老爷子送葬，最终回归“人子”身份，与父辈和解，完成救赎。
这条流浪之路上，孽子们寻求父亲谅解的线索贯穿始终，使小说弥漫着辩白与悔罪的情感氛围，为孽子们的真情感动之余，不免对白先勇似乎较为保守的写作倾向有所怀疑，但作为同志小说（况且是在1983年出版），在外界社会环境种种因素的限制下，暗度陈仓的含蓄书写或许正是其擅长的策略[2]。白先勇在接受PLAYBOY杂志的访谈时，曾说：“《孽子》可以说是寻父记吧”“《孽子》全书的大架构是中国的父权中心社会以及父子——不只是伦理学上的，而且也是人类学、文化学和心理学上的父子——的关系。[3]”换句话说，《孽子》描绘的是一个被父权阴影所笼罩的世界，新公园中逃离父亲的同性恋者之间也难以摆脱这个巨大的影子。在小说中，常常被简单化理解为爱情悲剧的龙凤神话正是他们所经受的悲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