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精简版(16)

“在此之前，中央集权政府用来实行压迫的机构是官僚、政治警察与常备军。正是这支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的机构，后来的每届政府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像在巴黎公社已经消除那样”。
公社想必一开始就意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为了不致使失去刚刚得到的统治，一方面应当全部铲除旧的，之前被用来镇压工人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防范自己的官僚，即宣布他们能够随时被撤换。
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也依然是国家，依旧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警察、官僚、军队从社会的仆人变成了社会的主人。
“为了防止上述的情况——社会仆人变为社会主人——这种情况在至今所有的国家里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所有的行政、司法机关人员的职位都交给了普选制，并且规定了被选举出来的人可以随时被撤换。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无论其职位高低，都只付出相当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能防止人们去为了升官发财去追逐职位了。”

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公职变成非常简单的记录与监督，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是全体居民，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一切的公职职位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变成一种既有权利又有钱的“肥差”。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民主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它，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而进行的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而实际上，单独存在的民主是不可能出现的，而是和其他制度一起出现的，它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继续写道：“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了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意识之中。按照哲学的概念，国家是永恒的正义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是永远不变的，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机构。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与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只能靠国家与国家的官僚来主导与实现。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且民主共和国在这一层面上也绝不亚于君主国；胜利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将它的最坏的方面去掉，保留它的一定的机构与地位，直到新一代在无官僚与警察的社会中长大，有能力摆脱它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