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北 伤 痕 文 学 宇 宙(5)
铁西区文联主席商国华回忆,70 年代初,沈阳重型机械厂每年过年都要给员工发福利,有一年发了每人半个猪头,“一万多人的企业,五千多头猪”。尤其是一家好几口都在同一个厂工作,下了班,一人拎回去半个猪头,凑在一起能拼成三四张猪脸。“工人村那地方可就壮观了,天一黑,窗户上挂的都是猪头,瘆人!”
东北的厂区,加上配套的体系,通常占地达到几平方公里,职工数量达到几万人,工厂就是社会本身,那是一个被规划好的地方,几乎从小到大一家人的生活都在一个大单位里,工作、生活、结婚对象,所有进度都是在一个单位制度内完成的,人的一生似乎都是注定的。“那时候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场景,就是一大家人全都在一个大国企里上班,出来进去人人都白白胖胖高高兴兴的。远远看到他们,是有一种特殊的得意和谦逊的表情。走到你面前又会和你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
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家庭,尊严感建立在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上,也建立在曾经工厂制的辉煌上。他们理所应当地生活在安稳和富足里。80 年代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最后的黄金期。但这段年代记忆,班宇讲不了、郑执讲不了,双雪涛、贾行家都讲不了,他们只能想象曾经的安稳。至于后面的事情,就像万青乐队唱的一样:“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