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童年三阶段与作品限制(13)

其结果是儿童对政治领袖和政治过程本身产生了一种被称为成人的态度，即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34]
不管是《1984》还是《美丽新世界》在对待孩童教育方面都是一致的——在《我们》里儿童是失语的，同类作品里的《这完美的一天》在对孩童这件事上也接受了前两部作品的设定——即进行各种方面的小阿尔伯特实验式的兴奋程度刺激并让其成为固着的行为模式，至于是否会带来成瘾恶果或精神损害则不在思考范围以内。该实验录像显示该婴儿有痴呆和发育残疾的迹象[35]。因此小艾伯特不是正常儿童，这会影响实验的结论。还有实验伦理的争议，因为该实验完成后，实验者并未去除婴儿的条件反射，扭曲了婴儿的心理，被后来的人认为违反学术道德[36]。2009年，Beck、Levinson和Irons想调查该实验对小艾伯特后来的生活的影响，他们发现该婴儿已经在6岁的时候死于脑水肿，因此该实验对其后来的发育的影响无从知晓[37]。当然这种情况在敌托邦作品里，会让孩童“健康茁壮”地成长：
在《1984》里，从小就经受着热烈拥戴老大哥、举报家长是美德、两分钟仇恨的孩童们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并成为英社党未来可能的中流砥柱；而在《美丽新世界》的描述里，这些小时候受到恐惧与热爱的孩童尽管整个人的心理状态受到了严重的摧残[38]，但他们依然成功地成长为拥护我主福特的拥趸们——如果我们认为野人约翰的母亲琳达的去世是失败的话，这些孩童也并没有那么多时日和机会逗留在野蛮人保留区；在《这完美的一天》里，奇普则在自己爷爷的教育下成功地骗过了系统要求的崇拜与药物注射要求的镇静，最后彻底毁灭了以魏立春代表的终端电脑——但这毕竟是极少数。这么听起来正是达尔文与郑也夫两手抓，既将重复的信仰变成本能，又将后天的学习变成环境。
这么施加如此措施的执行者们或许还能用“最不坏的假象”为此辩护，毕竟通过兴奋剂式的刻板行为学习与经典条件反射原理，成功地阻断了儿童在成人社会里被流俗的文艺作品所腐蚀的可能，只不过我们已经不知道这么做究竟是不是“更不坏”的选择了。
那既然如此，就不得不面对“巨婴化”的问题。武志红的心理书《巨婴国》继承了柏杨提到的“酱缸文化”，但他并没有受制于讨论所谓“中国国民性”的问题，而是将这个问题展开为讨论整个时代下的产品文化对人的性情的扭曲的问题[39]。这本书与意大利作家奥迪弗雷迪的《人类愚蠢辞典》相得益彰，当年勒庞基于自己主观想象而写成的《乌合之众》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这时候你会发现，即便已经成为了一个成年人，想要在精神层面摆脱童稚状态也是十分困难的。问题并不是自己不想摆脱，而是在各个领域都不会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区别对待，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产品早就都处于一个“就低不就高”的状态。
在奥威尔看来，这是另一种“双重思想”带来的结果。智力越高的成人就越能娴熟地进行“双重思想”，而儿童则往往难以具有这种成熟的能力，所以他们只能机械地模仿成人。[40]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互为镜中的影像，儿童的生活世界和成人生活世界都由同一个极权统治意志构建，儿童和成人的界限前所未有地模糊了，即使与中世纪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极权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都担负起“正确政治”的重责大任，但是，那并不等于他们都已经成熟，尤其是儿童。在波兹曼所关注的社会里，过早担负起成人责任指的不过是父母离异造成的儿童困扰、害怕和焦虑无助。但在奥维尔所关注的极权社会里，儿童过早担负的成人责任却是在心里培植和浇灌与他们年龄不符的崇拜、仇恨、暴力、猜疑、冷酷、奸诈和多疑。纳粹作家赫尔马（Ernst Hiemer）撰写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毒蘑菇》[41]（1938），教育孩子学会如何像识别毒蘑菇一样去发现暗藏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