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童年三阶段与作品限制(12)

王小波在1993年写作杂文《摆脱童稚状态》里就提到在文艺作品审查工作时，往往是就低不就高，这种情形对他是一种极大的损害，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不能对他们有害。这样的情况并非仅仅诞生于中国，在诸多国家的文艺审查工作里都见过对此的讨论，李银河所译约翰盖格农《性社会学》第十七章“性环境”，集中叙述了美国对含有性内容的作品审查制度的变迁。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提到，“有人会争辩说，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应该为他们做牺牲。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这不仅是因为成人接触这些知识是无害的，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知识里有他需要知道的成分，还因为这是对成年人人格的尊重”。这个问题即是如此，如若我们依照弗洛伊德式的“口唇期”描述，那处于儿童（白纸）状态中的个体需要成长为儿童（欲望）状态，然后再进一步成长，如果一个大的环境并不能提供不断开放的可探索内容空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就不再是儿童，而是巨婴。
在波兹曼所形容的“童年的消逝”式的描述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换言之，电视媒介作为监控特质的掌控能力已经越发淡薄，麻醉形象里不断愚化民众，将人们的理解能力不断向儿童式底线的做法——尤其是以兴奋剂式成瘾行为的各种手段，带来着越发强烈的改变。
这些敌托邦的统治者大谈儿童教育与养成的好处，并不是因为服膺于儿童式教育的未来前景，而是想接着兴奋剂式的行为模式，将所有人变成儿童式的性格，抑或是巨婴式的性格。或者换言之，致幻剂式的精神麻醉形象彻底让位于兴奋剂式的路径。在我们的时代里媒介的核心从电视向移动设备（电脑、平板、手机、手表）不断易手之后，致幻剂反而不断被赶进一个需要迫切保护起来的环境里。这只是代表着把儿童赶进一个更大范围的空白区域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的信息摄取几乎空白，而兴奋剂里强化的极端爱恨情绪下的作用就变得越发有用起来。
为儿童成人化担忧的人们，他们往往在没有被“成人化”侵扰的“童年”中，看到了某种“内在的善”（intrinsic goods）——天真、纯洁、单纯。这些“内在的善”可能只是产生于对童年的浪漫想象，但毕竟代表着某种对抗“败坏”的人性理想。儿童最容易自然模仿的往往是成人功利的而非荣誉的行为，所谓“学坏比学好容易”，放任这种自然模仿是教育的失败。儿童之间互相攀比、炫耀父母的财富和权势、追求虚荣时尚、欺凌弱小、说谎欺诈、势利谄媚，模仿的当然是成人。在这些不善的伤害中，波兹曼特别提到了“政治生活的阴暗”，他认为，这是一种应该保护儿童不宜过早知道的成人秘密，而在出现电视之前，这个秘密曾经是比较容易保守的，“政治生活的阴暗或隐晦的一面大多只是成人的事。儿童并不读报，他们从来都不是报纸的消费者。但他们是电视观众，因此（政治人物）的弱点不断在儿童面前暴露，若是在其他年代，那些人完全可能被认为完美无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