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童年三阶段与作品限制

3.1童年的诞生对于很多置身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人来说，“儿童”与“成人”的“本质性差异”，“童年”作为一个人生阶段的“特殊性”，似乎是一种不言自明、无需论证即可成立的“常识”。然而，如果追溯文明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我们今日熟知的“儿童”概念在前现代社会并不存在，“儿童”其实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想象”和“发明”——与乌托邦概念本身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想象与发明出来一样。
根据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斯（Philippe Ariès）在其名著《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Centuries of Childhood）中提供的历史资料，在现代文明兴起之前，一旦幸免于早夭的年幼者证明了自己具备生存的能力，他们便会立即被视为与年长者无异的“成人”。例如，他们尽可能早婚，以便在短暂的寿命结束之前，为策略性结盟而联姻，并完成传宗接代的责任，提高家族生存的几率。绝大多数人根本不接受教育，下层阶级的孩子通常在7岁之后就离开家庭，去从事体力劳动；而贵族子弟也基本上在11岁左右、甚至更小的时候就直接进入职场。当时的年长者在年幼者面前可谓百无禁忌，他们说着粗俗的语言，做着淫秽的动作，而年幼者看着一切，听着一切，既学习着，也参与着[1]。
这种情况与当时的信息传播环境有着深刻的关系，在前现代的社会里，识字的能力只由某一个特权阶级所拥有，这导致所有重要的社会交流都是通过面对面的口头交流方式进行的，口语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而口语的掌握几乎不需要任何的特殊学习和训练。前现代的“公众口语文化”造成了年幼者和年长者的在行动范围、信息获得渠道、交际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混同，继而造成了前现代社会缺乏“儿童成长/发展”的观念。在前现代的社会，“儿童”被当作是“缩小的成人”来对待，庆祝孩子的生日这一家庭习俗是不存在的[2]，“现代儿童观”所高度关注的“儿童的特殊性”则遭到严重忽视。[3]
“儿童”是作为“成人”确立其主体性的他者而生成的，也就是说，先是有了“成年”的概念，而被驱除出“成年人世界”的人就成了“儿童”，他们被安置在了另外的人生阶段、存在形式，也就是“童年”当中。而成年概念的诞生与信息传播环境的革命性变化密切相关。大约在15世纪到17世纪，西欧拥有了活字印刷术，并对其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当然，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发明要远早于西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发明的潜能并没有被充分挖掘），西欧的传播技术获得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更新。
印刷品中文字材料的线性组织形式，以及文字符号的抽象本质，使得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起来。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和符号环境，概念思维、抽象思维、逻辑推演能力得到空前重视。而理性主义的张扬，进一步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兴盛和启蒙运动的开展，并由此形成了这样一种以“理性”为中心的“现代性逻辑”：理性是人所共有的，它构成科学认识与道德行为的基础，构成价值观念的来源，也由此构成社会进步的动力；文明的发展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合理性”是判定事物价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