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雷斯塔·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下】(12)

克劳利的传记作者马丁·布斯（Martin Booth）描述克劳利“自信、无礼、古怪、自负、高度聪明、傲慢、机智、富有，如果适合他的话，他还很残忍（self-confident, brash, eccentric, egotistic, highly intelligent, arrogant, witty, wealthy, and, when it suited him, cruel）”。同样，理查德·斯彭思（Richard Spence）指出，克劳利“在身体和情感上都有极大的虐待能力（capable of immense physical and emotional cruelty）”。传记作者劳伦斯·苏廷指出，克劳利表现出“勇气、技巧、不屈不挠的精力和非凡的集中力（courage, skill, dauntless energy, and remarkable focus of will）”，与此同时他表现出“盲目的傲慢、小题大做和对自己同事能力的蔑视（blind arrogance, petty fits of bile, [and] contempt for the abilities of his fellow men）”。
泰勒玛信徒朗·米洛·杜克特（Lon Milo DuQuette）指出，克劳利“根本不完美（was by no means perfect）”，“经常疏远那些最爱他的人（often alienated those who loved him dearest）”。
政治观点
克劳利喜欢出言不逊，蔑视传统道德。约翰·西蒙兹指出，克劳利“反对他那个时代的道德和宗教价值（was in revolt against the moral and religious values of his time）”。学者马尔科·帕西（Marco Pasi）研究了克劳利的政治思想，他指出，对克劳利来说，社会政治关注的是是服从形而上学和精神关注的。他既不属于政治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但或许最好将他归类为“保守派革命分子（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尽管他不隶属于德国的保守派革命运动（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 movement）。帕西描述了克劳利对纳粹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的喜爱，这些极端意识形态旨在暴力推翻社会，“克劳利喜欢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或者至少说让他对它们感到好奇的原因是，这两种运动的反基督教立场、革命性及社会颠覆的含义。
在它们的颠覆力量中，他看到了旧的宗教传统被消灭的可能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空虚，而这种空虚后来会被泰勒玛填补。” 克劳利将民主形容为“低能儿和令人作呕的软弱崇拜（imbecile and nauseating cult of weakness）”，并评论说，《法之书》宣称“有主人，也有奴隶；有贵族与农奴；有独狼与狼群”。这种态度是受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影响。尽管他蔑视大多数英国贵族，但他认为自己是贵族，称自己为“博莱斯金领主（Laird Boleskine）”，曾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描述为“贵族共产主义（aristocratic commu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