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雷斯塔·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下】(14)

克劳利还表现出“一般的厌女症（general misogyny）”，布斯认为这是由于他和母亲关系不好。苏廷指出，克劳利“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维多利亚时代性学中隐含的观点，即女性在智力和情感上属于次等社会存在（largely accepted the notion, implicitly embodied in Victorian sexology, of women as secondary social beings in terms of intellect and sensibility）”。克劳利把妇女描述为“道德低等（moral inferiors）”，必须得到“坚定、善良和公正（firmness, kindness and justice）”的对待。
对后世的影响
无论是在神秘主义者和流行文化中，克劳利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特别是在英国，当然也在世界其他地方。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民意调查将克劳利列入英国最伟大的100人中第七十三位。理查德·卡文迪什（Richard Cavendish）曾这样描述他：“在天赋、敏锐的智慧和决心方面，亚雷斯塔·克劳利是17世纪以来最精通的魔法师。”隐秘主义学者埃吉尔·阿斯普林（Egil Asprem）称他是“现代神秘主义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隐秘主义学者沃特·汉尼格夫（Wouter Hanegraaff）断言克劳利是“神秘主义的黑暗面”的极端表现，还说他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神秘主义魔法师”。 哲学家约翰·摩尔（John Moore）认为，与乔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P.D.乌斯宾斯基（P.D. Ouspensky）、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或海伦娜·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等其他杰出的神秘主义人物相比，克劳利作为一名“现代大师（Modern Master）”脱颖而出。他还将克劳利描述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浮士德（Faustian Man）》的“活生生的化身（living embodiment）”。传记作家托拜厄斯·丘顿认为克劳利是“意识研究的先驱（a pioneer of consciousness research）”。
赫顿指出，克劳利在现代西方对东方精神传统的反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苏廷认为他对西方的瑜伽研究做出了“明显的原创贡献（distinctly original contributions）”。
克劳利死后，泰勒玛继续发展和传播。1969年，O.T.O.在格雷迪·路易斯·麦克默特里的领导下在加利福尼亚州重新崛起。1985年，O.T.O.对自己名称的权利在法庭上遭到了竞争对手团体东方圣殿教协会（Society Ordo Templi Templi Orientis）的挑战，但成功保住了名字，该协会由巴西泰勒玛信徒，马塞洛·拉莫斯·莫塔（Thelemite Marcelo Ramos Motta）领导。另一位美国泰勒玛信徒，影视制片人肯尼斯·安格尔（Kenneth Anger），他从小就受到克劳利作品的影响。在英国，肯尼斯·格兰特通过他的组织“Typhonian O.T.O.”，传播一种名为Typhonian Thelema的传统，后来该组织改名为Typhonian Order。同样在英国，一位称为阿玛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