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二）(9)

    当你与某人激烈地争论的时候——也许就是当你给出一个有力的反击来捍卫你的观点的时候——有多少次你会突然意识到你搞错了某个关键事实或论据？这时你会怎么做？你会收回前面的话，并向别人承认错误，同时承认别人的解释现在看起来比你的更合理吗？或许不会。如果你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一定会采用“无限合理化”的策略，即没完没了地寻找一些理由为自己先前的错误辩解。你试图在不承认失败的情况下使自己从争论中全身而退。你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错了。这样的话，你和争论对手都会更加疑惑：到底哪一种信念更接近真理？如果争论不能成为公共性的（如在科学中那样），如果正确和错误的信念以同样激烈的方式争辩，如果争论的结果不能得到正确的反馈（如本例），那就没有更可靠的机制使信念与现实相吻合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私人和公开的对话令人困惑，为什么相比所谓的常识或世俗智慧，心理科学在解释人类行为的原因方面更加可靠。
    如果理解了我们的信念在历史上多么地因事而异，可能就会发现我们在证据面前是多么容易改变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信念的改变与否仅仅取决于他们成长时在某地某时发生的事件的多少。然而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对这种情况不够重视。在我自己的实验室中，我们对设计来评定人们鉴别信念的历史可变性的能力问卷中的数据进行分析。以问卷中的一个项目为例，被试必须对于“即使我周围环境（家庭、邻居、学校）与现实情况不同，我也会有与现在相同的宗教思想”这一陈述表达“非常、中等地或些许地同意或者不同意”。宗教问题是信念随环境变化的典型案例（欧洲、美国人信奉基督教；非洲和中东人信奉伊斯兰教；印度信奉印度教等）。虽然如此，我和我的同事在几个调查中发现，大约40%到55%的大学生会认为他们的宗教思想无论如何也不会随着他们的历史环境（父母、国家、教育）而改变。
    证伪态度有益于科学本身的原因是，科学通过排除不正确的假设而非集中精力研究完美的理论而进步，这种态度在研究一个问题的初期尤为重要。事实上，生活中诸多领域的情况都是如此。通常定位最正确的表现方式是很困难的，但是聚焦表现的错误却相对容易。评论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 1988）指出，医生很难去定义“完全健康”，但却很擅长发现疾病。同样，律师能够轻易判断不公正，却很难定义“完全公正”。证伪态度对于科学家来说很有用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尤其在研究问题的早期，研究的焦点在什么是错误的——排除不正确的信念——对科学家来说是很有成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