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二）(5)

有关这种病症的不可证伪的精神分析解释层出不穷。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所造就的概念泥潭蒙蔽了这一病症的实质，也阻碍了对其进一步的科学探究。例如，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
    （抽动性秽语症是）精神分析导致脑部疾病研究发生倒退的典型例子。勒·图雷特（La Tourette）将疾病归因于大脑的退行性变化过程。而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由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盛行，对这种病的关注偏离了大脑……这一倒退的结果使病人往往被转到精神科医生（通常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医生）而非神经科医生那里，因此没有接受生理检查和研究（Thornton, 1986, p. 210）。
    夏皮罗等人（Shapiro, Bruun, & Sweet, 1978）提到，一位精神分析师认为，他的病人“不愿意放弃抽动，因为这成了她性快感的源泉和潜意识性欲的表达”；另一位精神分析师则认为抽搐“等同于手淫……与生殖器快感相联系的力大多转移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第三位认为抽搐是一种“肛门施虐的迁移症状”；第四位认为，抽动性秽语症的患者具有“强迫型人格以及自恋倾向”，病人的抽动“代表了一种情感症状，对想表达情感的压抑性防御”。
    事实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在他们无知自大的过度自信中尤为典型。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卡根（Jerome Kagan, 2006）告诉我们：“弗洛伊德的弟子桑德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其本人从未见过抽动性秽语症病人，但是却犯下了同样严重的错误，他曾写过，抽动性秽语症病人的频率性的面部抽搐是由于对手淫的压抑。”（p.179）
    夏皮罗等人（1978）对这类理论现状的总结，很好地说明了忽视可证伪性标准的有害影响：
    精神分析这种理论化的方式简直面面俱到。抽搐是迁移性的症状而非歇斯底里症、肛门的而又是性欲的、受意志控制的而又是强迫性的、器质性病变同时又与原始心理动力有关……这些心理标签、诊断和治疗被不幸而且是以一种毫不谦卑、相当武断、伤害巨大的方式强加在病人及其家属身上。因为其随后的广泛影响，这些观点为对此病症的认识和诊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pp. 39-42, 50, 63）。
    当研究人员承认精神分析的“解释”对治疗该疾病毫无用处的时候，对抽动性秽语症的认识和治疗才开始获得进展。那些毫无用处的解释是诱人的，因为它们似乎能对事情进行解释。事实上，它们都是在事后对所有事情作出解释的。然而，它们提供的解释不过是制造了理解的幻觉。由于总试图在事后解释一切，它们也就堵死了前进的大门。只有当一种理论并不预测所有事情，而是提出具体的预测——提前告诉我们哪个特定的情形会出现时，该理论才会出现进步。当然，从这样的理论推导出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优势，而非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