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抗日小说的实用性与审美性

在中国上世纪40年代，孙犁在延安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被称之为“抗日小说”。孙犁的抗日小说有鼓舞抗日军民的实际功利性目的，但其审美性也得到了批评家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孙犁如何实现实用性和审美性的契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抗战与延安：时代与环境的合力
文学的工具化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来已久。文学作为工具，首要的作用便是启蒙。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摧残，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只有通过启蒙大众，使民众觉醒，才能实现民族自救、国家富强。他们笔下的底层民众常常是愚昧的、保守的、需要受教育的，其劣根性成为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虽然在乡土小说中，民众偶尔会以淳朴敦厚的面貌出现，然而这种未开化的原始的美好人性，与现代社会一碰撞，便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抗战军兴，国民劣根性批判受到了质疑。抗日军民在战场上与日本人殊死斗争，文人却坐在书斋里批判他们，于情于理都有些欠妥。要知道，抗日军人很难说就一定不会是昔日的阿Q。但也有人主张阿Q从军抗日困然应得到赞颂，但其劣根性依然要批判。
于是，不同的作家做出了各自的选择，而孙犁的选择又有其特殊性。孙犁于整风运动之后，来到延安开始了他的抗日小说创作。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抗日小说鼓舞人民的实际功用必然被孙犁放在首要地位。延安整风之后，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创作与评价标准。在此种创作规范下，孙犁放弃启蒙立场，选择对抗日军民进行赞颂，似乎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但孙犁做出此种选择，并非完全是时代和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讴歌抗战时期的人情美、人性美也是孙犁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战争与人性：残酷与诗意的抉择
孙犁的小说常被称为诗化小说，阅读他的《荷花淀》《芦花荡》，带给人的是较高的审美享受，然而其题材却是无比残酷的抗日战争。
因此有人便有疑问：孙犁的抗日小说是否了美化战争，会不会对后世读者产生误导，认为战争是很轻松的，是诗情画意的？
对此，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的确，人类的美好性情是孙犁创作抗日小说的着眼点。抗战时期，有太多太多善良勇敢的军人和民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了力量，这是真实的，孙犁并没有胡编乱造。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汉奸的穷凶极恶，战场上的血肉横飞，孙犁也确实没有花太多笔墨去表现。
可以说，孙犁并不是在美化战争，而是选择了战争中人性美、人情美的一面加以突出，而对于战争的残酷性，人性的邪恶，孙犁没有做太多直接与正面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