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大唐文学指导思想的人，居然是他(4)

或许是有感于时代精神的感召，或许是出于政治家的敏锐，魏徵于《文学传序》一文中适时提出了“风谣歌颂，匡主和民”的观点。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质彬彬”的文义论点，这既是传承古义，又是凌驾于时代之上的宝贵创新。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看出，虽然是从马背上得的天下，但在立唐之初，大唐统治者就确立了“文治”的思想。
更为可贵的是，魏徵明确主张文学发展取向多元化，在文学上采用兼容南北、刚柔并济的新思路，这种承上启下、包容并蓄的新文风最终铸就了唐朝文学气象万千的辉煌局面。从这一点上说，魏徵纵观文学流变，立足时代精神，以一个史学家和政治家开阔的视野和独到的眼光，通过文史纲领的形式，将包容、竞合以及注重现实的价值取向引向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领域，在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中确实具有里程碑意义。

他所提倡的广义的人文精神，既强调了文学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也没有忽视文学表达个人情致的本体职能。所谓化成天下是立于“文”化本位而及于“政化”，这一基本指导思想，使唐代文学以及诗学观念都进入了美学范畴。也影响了史学领域，以“风骨”“兴象”“意境”等为核心的美学批评，超越了传统的功力批评，升华了风格批评，这些又反过来影响文学更长足的发展。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到唐朝初期的时候，传统的文学政教功用意识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纯粹的的功利意识分化成为“政教”和“诗美”两个部分，两者相互结合并行不悖，随着这种诗歌理论发展的多元化土壤的培生，最终形成了大唐诗坛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地位。
这是魏徵最不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