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玊 |“盗猎者”与“虔信者”：在粉丝文化的“两副面孔”之间(2)

商业化与版权之争：“饭圈化”的前奏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或许是粉丝文化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声誉最好的时期，以约翰·费斯克和亨利·詹金斯等为代表的英美粉丝研究理论为解释今天中国的粉丝文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研究者寄希望于粉丝文化社群以“过度的消费者”和“文本盗猎者”的身份进行参与式文化生产，带来新的文化创造，以及具有活力的文艺生产新形态
杨玲在其2012年的著作《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以下简称“《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第一章第三节“一个学者粉的告白：研究身份与方法”中明确提出“将遵循英美粉丝研究的传统，以一个学者粉的身份对超女粉丝群进行民族志研究”[1]，以纠正那种将“粉丝”简单建构为“学者”的对立面，定义为“着魔的个体和歇斯底里的群众”[1]60的研究范式。《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始终有意无意地强调超女粉丝群体的精英面向：
超女粉丝的文化层次和经济地位都比传统粉丝要高……超女节目“比较受到中、高SES（经济和社会地位）阶层的关注”，是一种超越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混合文化”。[1]3

这种对于粉丝群体精英特质的强调，指向了对粉丝创造消费时代新文化之可能性的肯定。全书第四章整个章节都用来描述超女粉丝小说的发展情况，并用了大量篇幅对超女同人小说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也即将把粉丝创作的同人小说等同于一般文学作品进行分析，从而肯定了超女精英粉丝的文学创作与文化生产能力，肯定了同人创作本身的文学价值，这在此前的研究之中是非常罕见的。2015年，网络文学研究者邵燕君在《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一文中提出，网络文学的“文学性”要从其“网络性”中重新生长出来，而网络文学的“网络性”是“根植于消费社会‘粉丝经济’的”：
粉丝既是“过度的消费者”，又是积极意义的生产者。他们不仅是作者的衣食父母，也是智囊团和亲友团，和作者形成一个“情感共同体”……这不但是一种文学生产模式，也是一种文学生活模式。[2]
毋庸讳言，我也与上述学者持有相似的立场。关于网络文学领域作者与粉丝社群的关系，我曾做出过更激进的表述，强调网络文学作者与粉丝之间的共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