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 （郑弌译）阿多诺(7)

假设瓦莱里能够理解些许历史的力量之于艺术作品和感知的作用，普鲁斯特便更明了，内在于艺术品自身的历史是怎样一个瓦解的过程。"Ce qu'on appelle la postéfité, c'est la postérité de l'oeuvre' " 或许可以恰当地翻译为，“所谓后裔，即作品的来世”。就艺术品瓦解的能力而言，普鲁斯特认为它类似于自然之美。他将分解的面相视作它们第二次生命。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事物均非实体，但凡有实体者已经被记忆所改变；他的爱凝思着来世，已然结束，而非将始。对普鲁斯特而言，关于审美品质的美学问题是次要的。在一篇著名的短文里， 他从听众记忆的角度赞美劣等音乐，比如一首陈旧的流行曲会比尽善尽美的贝多芬作品更精确持久地留在记忆中。
记忆忧郁的凝视渗入文化的面纱。一旦它们不再孤立于客观意识的统领，而被引入主观意识的洪流中，文化层级间可悲的品质差异就会消失。瓦莱里的异端论调正植根于此。瓦莱里因博物馆混乱的一面而感到被冒犯，因为这歪曲了作品自我表达的实现；就普鲁斯特而言，这种混乱表现出了悲剧性特征。在他看来， 这不过是博物馆中艺术品的死亡被带入现实中而已。他眼中博物馆的职能，就是将陈列与活态秩序分割开来，如此才能释放其真正的自发性——它的个性，还有“名字”，使伟大作品超越文化范畴的名字。普鲁斯特的表态，以冒险而繁复的形式，借歌德的《亲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中奥蒂莉（Ottilie）的旅行保留了下来。“任何种类中的完美者必将超越种类自身”，这离经叛道的想法给了艺术从相对主义角度反躬自身的荣耀。

然而，任何不仅仅满足于知识史回溯的人肯定要发问：谁是正确的，博物馆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在瓦莱里看来，博物馆是野蛮之地。他的定罪，来自文化圣洁性（这点他与马拉美 Mallarmé 的观点相同）的观点， 由此奠定了上述判断的基础。由于这种愤怒的宗教激起了如此多的反对， 包括对其中过分简化社会性因素的异议，因此肯定它的关键时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只有因其自身而存在，而非为了取悦的目的，才能够满足人类的目的。很少有事物能如此去除人性，而意识的产物被证明只为薄荷般微漠的信念本身而存在，人类普遍的信念最终见证了理性的翻云覆雨。与主体的偶然性不同，瓦莱里能够在难以比拟的权威下展示作品客观的特征和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他借助主观体验作品的规律获得了他的看法。在这点上，他无疑高于普鲁斯特；他也无可动摇地有更多的抵触。
相反，普鲁斯特将变动不居的经验置于首位，并拒绝容忍一切既定的陈规， 这有着危险的一面。同样，随时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情境这样的观点则与柏格森相同。普鲁斯特的作品包括几篇谈论艺术的文章，其中以激烈的主观主义视角谈论低俗的姿态是如何将作品转变为投影实验的载体。相反， 瓦莱里偶然也不无讽刺地抱怨，没有任何实验能够决定一首诗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