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 （郑弌译）阿多诺(4)

在《加雷·圣拉扎尔》（Gare St.Lazare）的玻璃罩下他写道，“在蜿蜒的城市上，它盘曲着；荒芜的天国里，尽是不详的戏码。曼坦尼亚或是维罗纳的天际如此现代，仿若巴黎。在这般穹窿下所发生的种种，或可怖，或可畏，就如火车的出发， 抑或十字架的竖起。”
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隐藏着与博物馆类似的转译。普鲁斯特狂热地喜爱着莫奈，正是他画就了这幅车站，如今属于国立影像美术馆（Jeu de Paume）的收藏。普鲁斯特将车站比拟于博物馆。二者都不是传统实践规制下的产物；而且有人或许会说，它们还都承载了某种死亡的象征。以火车站为例，它象征了远行这一古老的隐喻。在博物馆的例子中，它则隐喻了艺术品与“一个崭新却凋零的世界”（l'univers nouveau et périssable）的关联，一个艺术家们创造的新鲜而残破的天地。与瓦莱里类似，普鲁斯特一遍又一遍地回到艺术品的死亡上。他还曾提及，那些看似永恒的存在，实则包含了毁灭自身的力量。博物馆内那些预设的路径，正如普鲁斯特为火车站描绘的面相。“可我们这时代处处都沉迷于将事物置于其原本的情境下呈现于眼前，却因此压抑了其精神的本质，正是后者令它们出脱于情境。

如今，人们把一幅画‘陈列于’家具、小工艺品、‘当代的’窗帘中。这琐碎而过分装饰性的陈列却是由一位完全不了解历史、 也不曾在案头下过功夫的女士所作。然而，我们再也无法在用餐时感受到杰作所带来的愉悦，它只能也只会产生于一座博物馆中。在那的房间里， 它们清醒地剥去了所有装饰性的细节，象征了艺术家能够退隐其中来创作作品的内在空间。”
普鲁斯特和瓦莱里二者的主题之所以能够加以比较，是因为他们都认可一个前提，即艺术品应当是令人愉悦的。瓦莱里用了“愉悦”(délices) 这个词，普鲁斯特用了“醉人的喜悦”（joie enivrante）。没有比这样的前提更典型了，它既体现了时代的差异，也反映了德法看待艺术的态度。早在写作《在少女花影下》时，“审美的享悦”（Kunstgenuss）一词在德语中听起来简直就像一首威廉·布施（Wilhelm Busch）的诗那般乏味。此外，瓦莱里和普鲁斯特将这种审美的享悦推崇到让人敬畏的母性地位， 其概念本身却值得怀疑。对任何接近艺术品的人而言，它们就像自己的呼吸那样，并非仅仅是取悦于人的对象。就好比说一位游客评论建筑之美，又何曾了解所有的门道，周遭环绕着艺术品的他，就像是居住在中世纪小镇里的现代人，不由自主地做出肯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