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作为粉丝的批评家——论邵燕君的文学批评(3)

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拥有广大读者市场的作家（如池莉、张平）在文坛的等级地位获得明显提升。图书市场上的‘好卖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好书原则’，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纯文学杂志的发表原则。这都说明，8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以形式创新为特点的‘文学自主原则’正受到‘市场原则’的严重挤压。”④
实际上，这也正是邵燕君进入当年文学现场的历史语境。由于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处在一个市场化的转型时期，她也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生事物”：期刊“改版潮”的发生与发表原则的转变，出版体制的转轨及畅销书生产模式的建立，文学评奖与批评方面“象征资本”的颁发与转化。这是作者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文学生产机制转型期所发出的重要信号。全面分析这本著作的相关思考并非笔者的任务，我仅想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彼时邵燕君在其成名作中意识到了怎样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与她后来的学者粉身份又形成了怎样的对接。

首先是雅俗问题。在精英文化的传统中，一般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关注的是纯文学，通俗文学或文学中俗的因素则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但由于邵燕君面对的是期刊改版、畅销书生产等，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二元关系或雅俗之别的问题框架便常常成为她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而在雅俗转化和雅俗合流的问题上，她偏向的往往是俗而不是雅。例如，当残雪等人把纯文学看成“文学金字塔上的顶尖部分”，认为纯文学的读者需要培养时，她便以改版潮中的事实予以反驳：“他们今天仍理直气壮地宣称如‘纯文学就是写给少数人读的，不被大众接受正是其宿命和骄傲’一类的观点，正是当年‘维新’的《北京文学》极力鼓吹的，也是今天以大众为‘衣食父母’的《北京文学》意欲‘颠覆’的，同时也是李陀等‘重说纯文学’的学者认为需要反思、修正的。”⑤这就意味着，当改版潮来临时，许多刊物已不再坚守纯文学的价值标准，而是向着大众化的方向延伸，向着俗的一面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