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赛珍珠诺奖演说：中国的小说(6)

此后，从这种平凡的、分散的开始阶段，中国小说逐步发展起来，它总是以白话写成，描述各种使人们感兴趣的事物，描述传说和神话，爱情和阴谋，强盗和战争，实际上凡是构成人们生活的无所不写，不论是上层人的生活还是下层人的生活。中国小说不像在西方那样受一些伟大作家左右。在中国，小说本身一向比作者重要。中国没有笛福、菲尔丁、斯摩莱特这样的作家，也没有自己的奥斯丁、勃朗特、狄更斯、萨克雷、梅瑞狄斯或哈代，同样也没有巴尔扎克或福楼拜。但是中国有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相媲美的伟大的小说，有可以和任何伟大作家所能写出的作品相媲美的伟大作品。那么中国这些小说是谁写的呢?这正是几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界人士努力解决的问题。最近二十五年，在西方大学受过教育的文学批评家已经开始发现本国被忽视的小说。但他们不能发现写出这些小说的作家。
《水浒传》是由一个人写的，还是在不同时期由许多人补充、修改、深化和扩展而逐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现在谁能确定呢?他们都已经死去。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写出了在自己时代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但关于他们自己却什么都没说。在晚得多的后来，《红楼梦》的作者在书的前言中写道：“不必假借汉唐——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时代，而他们自己却乐于湮没无闻。他们读不到关于自己小说的评论，也没有论文根据学术规则说他们所写的是好是坏。他们不曾想过他们一定要达到文人那种孤高自赏的地位，他们也不考虑按照文人的标准他们的作品是不是伟大。他们写作是因为写作使他们愉快，而且他们有能力去写。他们有时不知不觉地写得很好，有时又不知不觉地写得不那么好。他们都乐于默默无闻地死去，而现在已完全消失；中国学者觉醒得太晚，无法给他们荣誉，也无法提高他们的地位。

他们早就失去了事后对他们进行文学研究的可能。但他们所写的作品在他们死后却保存下来，因为普通的中国人使伟大的小说长存不灭，这些无文化的人仍常常靠口头流传而不是靠书本把小说传续下来。在《水浒传》后来一种版本的序言里，与这部小说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的施耐庵写道：“一、心闲试弄，舒卷自恣，二；无贤无愚，无不能读，三；文章得失，小不足悔，四也。”“一呜乎哀哉!吾生有涯，吾呜呼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但取今日，以示吾友，吾友读之而乐，斯亦足耳。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相当奇怪的是，有些文人竟羡慕这种无名者的自由，他们或者满怀不敢告人的个人痛苦，或者只是想从他们自己创造的那种艺术的折磨中得到一点休息，他们也以假的、谦卑的名字写些小说。他们这样做时就抛开了迂腐的架子，像任何普通小说家那样写得简朴自然。
因为小说家相信，他不应该故意去运用技巧。他应该根据素材要求去写。如果一个小说家因某种特殊的风格或技巧而著名，那么在那种程度上他就不再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而变成了一个文学的工匠。一个优秀的小说家——或者说在中国，人们是这样教给我的——最重要的应该是“自然”，就是说丝毫不矫揉造作，非常灵活多变，完全听凭流过他头脑的素材的支配。他的全部责任只是把他想到的生活加以整理，在时间、空间和事件的片断中，找出本质的和内在的顺序、节奏和形式。我们永远不能只凭读几页书就知道是谁写的因为当一个小说家的风格固定以后，那种风格就变成了他的牢房。中国小说家使他们的写作象音乐那样随着所选的主题而发生变化。按照西方的标准，这些中国小说并不完美。它们一般都没自始至终的计划，也不够严密，就像生活本身缺少计划性和严密性那样。它们常常太长，枝节过多，人物也过于拥挤，在素材方面事实和虚构杂乱不分，在方法上夸张的描述和现实主义交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