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与夜莺 （王央乐译）博尔赫斯(3)

奥卡姆的经济方程式entia non sunt multiplicanda praeter necessitatem容许或者预示了不无限制的esse est percipi。因此柯尔律治说，人生来不是亚里斯多德派就是柏拉图派，而英国人的头脑肯定生来就是亚里斯多德派。对于这种头脑，现实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具体的个别;不是夜莺的种类，而是具体的夜莺。当然，也许难以避免的是： 在英国，不可能对《夜莺颂》有准确的理解。
但愿谁也不会从以上的话里看出来责备或者轻蔑的意思。英国人排斥种类，是由于他们觉得个别是不再可能减除，不再可能等同，不再可能匹配。一种伦理的怀疑，而不是推理的无能，阻碍着他们像德国人那样趋向于抽象。他们不理解《夜莺颂》，然则也就是由于这种颇有价值的不理解，才使他们产生了洛克、休谟、柏克莱，而且花了七十年之久才编出了一篇没有人听然而却有预言意义的《个人反对国家》。
在寰宇之内所有的语言中，夜莺享受着一个美丽的名字(南丁格尔、纳赫蒂加尔、乌契诺洛)，似乎人们本能地愿意它适用于赞颂它的歌曲。诗人们歌唱它那么多，如今几乎有点儿不真实了，即不如对云雀，也不如对天使。自从古代撒克逊的《埃克塞特诗集》(“我，黄昏的古老歌手，为村村镇镇带来了高尚的欢乐”)到斯温伯恩《阿塔兰特》，无数的夜莺在不列颠的文学里歌唱过，乔叟和莎士比亚赞美它，弥尔顿和马修·阿诺德颂扬它，但是我们命里注定地把它的形象和济慈结合了起来，就像把老虎结合于布莱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