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与夜莺 （王央乐译）博尔赫斯(2)

”
我已经引用了现代和过去五位评论家的评论，了解到所有这些人中只有埃米·洛威尔的话还并不算是白说。然而我不认为她假设的那一夜晚这只个别的夜莺与所有的夜莺之间存在着矛盾。那把钥匙，解答这一节诗的确切的钥匙，我怀疑，是在于叔本华的一段玄学，那是济慈从来没有读到过的。
《夜莺颂》写于1819年，而在1844年出版了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卷。其中第四十一章里这样写道：“我们可以老实地自问： 今年夏天来的燕子是不是去年来的那一只?是不是真的两只之间存在着从无到有的奇迹?这种奇迹已经发生了数百万次，为了把它彻底消灭而仍然在进行欺骗。有谁听见我这样说还能够保证这只在这里玩耍的猫，就是在这个地点蹦跳淘气的同一只猫;它三百年来一直在想着喜欢它的我，但是更奇怪更疯狂的是想象它根本是另外的一只。”这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种类，而济慈的夜莺，也就是路得的夜莺。
济慈自己可以毫不夸大地这样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没有读过。”然而却从某部有学问的字典的篇页里预见到了希腊的精神，这种预见和再造的最微妙的证据，就是他在那天晚上的夜莺身上直接感觉到了柏拉图式的夜莺。济慈也许不可能给“原型”下一个定义，但是他却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就设想出了叔本华的一个前提。

这个难题就这样解决了。现在要解决的是第二个，其性质与前一个完全不同。加罗德和李维斯等人为什么没有作出这样明显的解释来呢?李维斯是剑桥一所学院的教授——剑桥这座城市，在17世纪时，是由于聚集着一批“剑桥柏拉图派”而闻名的;而布里吉斯则自己写过一篇柏拉图式的诗，名叫《第四度空间》。仅仅提一提这些事实，就足以使这个谜更加严重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其中的道理是来自不列颠思想方法的某种要素。
柯尔律治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分为亚里斯多德派和柏拉图派。后者认为阶级、秩序、种类都是现实，而前者则认为都是概念。对于这一些人，语言不过是符号的近似游戏;对于那一些人，却是宇宙的地图。柏拉图派知道万物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宇宙、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对于亚里斯多德派来说，却可能是一种错误，或者是我们的一部分认识的空想。通过地理的差异和时代的间隔，这两个对立的不朽派别交换了语言的名字： 一方面，是巴门尼德、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佛兰西斯·布雷德利;另一方面，是赫拉克利特、亚里斯多德、洛克、休谟、威廉、詹姆斯。在中世纪艰苦的学院里，所有的人都祈求于亚里斯多德这位人类理性的大师(但丁： 《餐宴》第四章第二节)，然而，唯名论者都是亚里斯多德派，而现实论者却都是柏拉图派。英国14世纪的唯名论，到18世纪复活于英国精密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