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男女】评论前传：结城弘的写作吸引人之处(4)

回到最初的命题，是什么让结城弘的这两部作品收获到广泛的好评？固然，其中有被我们成为故事性以及人物塑造的因素，但毫无疑问的，结城弘细致的周密的对于历史上的场景的刻画树立起其独具一格的写作特征。换句话来说，结城弘帮我们构筑了对于历史的想象力，在文艺作品和历史类、人文社科类的作品间构筑出一方属于历史的想象力的空间。这样的策略的成功不仅仅因为这样的文艺作品是稀缺的，更因为结城弘所持有的写作立场迎合了受众对于历史类小说的需求，即其复原出属于个体的“人”的历史观。
这一点体现在大陆地区尤为明显。我不妨先引用一段话再继续我的叙述。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科学史学对历史中非人格力量即结构—动力关系的强调日益极端，以至于出现了“人的消失”（王汎森：《人的消失？！—兼论二十世纪史学中“非个人性历史力量”》）。
当今科学史学以为可以用实证和建构模式的方法还原或重建过去，这种妄想其实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上，将人扁平化，以为古人与今人没有什么本质不同，都是理性算计之人，其结果，一方面是抽掉了历史的生动、丰富、深刻的人性内容，一方面又抽掉了人性的具体复杂的历史内容。

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呈现为一种条块分割的分科状态，按这种眼光来看陈寅恪的史学，会感到很难界定，好像既是政治史，又是社会史，还是文化史和思想史。这正是因为陈寅恪的史学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他的史学方法归根结底在于“知人论世，读诗治史”，能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透视历史的内里，呈现出一种四维的历史世界。与之相比，我们今天的专门史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简直就是扁平的二维空间了。
陈寅恪在辞任学部任命的答复函中提出一个要求，即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陈的这番话所指的便是（尤其是苏联的）科学史学对于历史的扁平化。这点可以从陈晚年所著《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以及其倡导的“心史”中看到。这又与大陆地区现行的历史史观相对应，即我们看到的历史教科书中“个体”的缺失。历史中丰富的内涵的缺失造成了极大的文化真空。而我们要看到的是，结城弘所持有的历史史观及其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中将个体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对历史进行重新构筑的尝试则正好迎合了我们对于丰满的具有人文关怀的历史的需求。自然，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历史的丰富内涵需要不断的挖掘，而其载体必定是历史中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