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悲剧，后是闹剧——对基金会意识形态的分析(6)

对于这种论述的反驳需要指出，社会问题不一定是当今社会的能被轻易消除的毒疮——它可能正正是维持社会继续的一部分！在科学变为偶像后，泛灵论在现代生活中就重新复活了——对此最佳的例子正是基金会的的人气增长。基金会，作为对“异常”进行收容的机构，正是对应某种想象中恐惧的最好敌人：常态维护者。在社会渐渐将这种概念接纳后，异常也就彻底成为了“对异常专用机构”的玩物，而原本对可怖的异常的观念也就投射到对基金会的神圣化了。
未来？马克思在他著名的第十一论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似乎将我们领向这样的结论：上述基金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只要在门上踹一脚…就会倒塌下来”，而这与我们所切身体验的却截然相反。在政坛上，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视这种意识形态为至宝，对它任何的批判都会被当作疯人言语。在这种绝望的状态下，许多激进主义者对继续的斗争失去了信心；这群人很多后来成了异常权益保护成员，试图在异常-正常的意识形态前提下进行“微观的反抗”。此时激进主义者的状况与列宁在1917年的状况何等类似？一个之前认为马上就要坍塌的东西不仅活得好好的还获得了普遍的认可，甚至原先有组织的现存的反抗模式也被该物给收编成为了该物自身的一部分。认识到这点后，应该做的就明晰了许多：当代激进主义者需要“回到列宁”——这里指的并不是完全的采用列宁的那些对于当代来说早已过时模式，而是采用其革命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