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琳读书（20200619期）：说说严歌苓(5)

二、“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在异域题材的集中爆发之后，严歌苓开始频繁地游走在东西方，穿梭在“海外”与“本土”之间，她的渴望是在多年的“离散”与“放逐”之后重新回归“中国书写”。
轰动文坛的《第九个寡妇》即是严歌苓“回望乡土”、重新“抒写历史”的一声号角。《第九个寡妇》之后，严歌苓再推出更为神奇的《小姨多鹤》，这部长篇所讲的故事已不仅仅是跨“历史”，而是跨“国籍”，被评论界誉为是一曲“刀尖上的舞蹈”。因此，人们发现，严歌苓的创作，已经跳出了所谓的政治判断，即所谓的“是非观”的判断，无论是《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还是《小姨多鹤》里的竹内多鹤，她要表现的是一种“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严歌苓要突出的是人，而不是时代，她要在“人性与环境的深度对立”中，展现出“文学对历史的胜利”。
人们喜欢严歌苓的小说，是因为她的目光是跨种族的，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她所表现的惊心动魄，为我们颠覆了很多东方主义的观念。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她主要是以女性的形象来探索人性，塑造不同时代的女人，不同种族的女人，而女人的对面就是男人。她尤其善于挖掘出母性的力量，母性、女性、人性，由此再融进家族与民族的伤痛。

说到“文学对历史的胜利”，是因为严歌苓自觉地浸染了西方有关生命哲学的价值判断。1990年，严歌苓在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文学写作硕士学位。在那里，与其说严歌苓在接收严谨的英文写作训练，不如说她开始诚恳地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同时也包括西方社会看待“东方人类”的历史文化视点。正是这些精神上的源流主导了严歌苓海外创作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对“人性”本色的深层关注，触摸和挖掘着人性在各种时空磨砺下的扭曲和转换。由此，严歌苓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价值判断。
在严歌苓的大量小说中，浓郁地渗透着来自西方的关于种族、等级、性别的想想烙印，即对东方、中国、女人这些心理概念的指认，同时又蕴含着东方主义的父权制度的认同和妥协。这样一种“纵横交错的目光”，使得她的作品比一般的移民小说更加深重和痛苦，她的对“中国”的理解也比其他的作家更痛苦和焦虑。例如在她的小说中，“中国女人”首先一个“中国”身份，就带有西方社会对古老东方的“弱族”判断，再加一个“女人”，又是一层中国父权社会的凌越歧视，双重的“压迫”感造就了她笔下更其“弱”的女性人物形象，而她要表现的则是那“弱”到极处的“怜”，“弱”到极处的自尊和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