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近代的"认同文化"其根源及未来发展(2)
其实就 “认同和民族的来源”的问题,许纪霖先生曾就此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关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一直就是中国研究的一个预设问题,就是中国古代的‘中华帝国’到了近代面临着像民族国家的转型。而这个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分,是一个从欧洲历史当中提炼出来的历史模式”,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更多偏向是欧洲的一个转变的模式。
就这个话题除了安德森先生的“共同体想象论”,分歧较大的就是葛兆光先生提出的“民族国家实有论”。关于安德森先生的民族主义的产生被描述为是一个近代以后的、被话语建构的过程(建构的、人为创造引导的、想象的的共同体),葛兆光先生是批评这个学说或论断的,葛先生曾在一次访谈当中提到《宅兹中国》其中文章的编排逻辑,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在平时,我们并不会在意“中国”这个词语的含义,但是当我们对于国家命运感到焦虑的时候,就会反思“中国”究竟是什么,这种焦虑往往来自外界给我们的压力,我们总会在受到威胁时,反思自己的国家或我们一类人是什么,会急于寻找一个答案,一个人要不断通过反思来获得成长,一个族群也是如此。正是这三次反思,塑造了我们今天对于“中国”的认知: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中国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感,也就是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这可以追溯到宋代,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具有了类似的情感;
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员,这起源于明末清初;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包含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这种认识要到晚清民国时期才得以奠定。与安德森先生最大的分歧就处在其源头,葛兆光先生认为早在宋代的中国失去了世界帝国的荣光,被迫面临东亚大陆上的多国体系时,就已经引发了宋代士人对于“中国”这个词的关注和焦虑。
北宋时期,大学者石介的《中国论》,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以“中国”为题的政治论文。文章中的民族情绪非常激烈,比如他说奉行礼乐的是文明的中国,披发文身的是野蛮的夷狄,如果中国和夷狄不仅住在一起,在文化上也相互混杂,那么中国将不再是中国,所以应当把中国和夷狄分开。第二篇文章是欧阳修的《正统论》,这篇文章对宋朝以前的历代王朝到底谁是正统、谁是异端进行了一一的辨析,实际目的是证明宋朝才是正统,而且要捍卫这个正统。两篇文章是当时社会心理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很直接的看出宋与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唐朝是一个世界帝国,东亚大陆上的大多数族群都对唐朝表示臣服,话虽如是说,可是民族情绪在当时的被征战区依然存在,天可汗也不见得是所有东亚国家公认的,而宋却始终生存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阴影之下,面对少数民族的压力,宋朝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也就是把中原汉人的传统作为“中国”的传统,并强调要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