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时分(2)

“你指我在家的时候,是吧？”苏柯玛凑上去说。他拿过玻璃盖,盖住一锅正在煨的羊肉,仔细留开一条细缝,只让蒸汽冒出一细缕。一月份以来,他一直呆在家里,忙着写他那篇关于印度农民暴动的博士论文的收尾部分。“什么时候开始维修啊？”
“说是三月十九号。今天是十九号吗？”修芭走近挂在冰箱边的软木板,板上除了钉着一本威廉·莫里斯墙纸图案的挂历外,没有别的。她凑过去瞧着挂历,细细瞧着上半部分的墙纸图案,像是从来没见过似的,然后目光移向下面一格格的日期。挂历是朋友寄给他俩的圣诞礼物。可这年圣证,让修芭和苏柯玛草草地打发了。
“嗯，就是今天，”修芭宣布道。“对了，别忘了下星期五去看牙医。”
苏柯玛舌头在齿尖舔了一圈,他早晨忘了刷牙。这已不是头一回了。他已接连两天没迈出过门槛儿一步。修芭越是长时间呆在外面,越是频繁地加班加点,越是起劲地揽来额外的活儿干,苏柯玛就越愿意泡在家里,足不出户,连取信、去车站边的杂货铺买水果和酒都懒得动了。
六个月之前,也就是去年九月,修芭不幸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整整三个星期,而苏柯玛却远在巴尔的摩参加学术会议。他本不打算参加,她却执意催他去,因为他第二年要毕业找工作了,很需要熟悉圈里人。修芭安慰苏柯玛说有他旅馆的电话、会议日程安排和飞机班次,而且她已和朋友吉莉安讲妥，万一有紧急情况，吉莉安会送她去医院的。计程车离家去机场的这天早晨,穿着孕妇袍的修芭站在家门口挥手道别,另一只手按在隆起的腹部,好像那生来就属于她身体的一部分似的。

每每回忆起那个时刻,那个他最后一次见到修芭腆着大肚子的时刻,苏柯玛总是不由得想到那辆计程车。那是辆小客车,红色车身,漆着蓝字,跟他们自己的车相比显得空大。苏柯玛高达六英尺,一双大手揣在牛仔裤兜里左右不舒坦,可那会儿他坐在后座上忽然就觉得矮了一截儿。计程车在比康街行驶时,他憧憬着哪天他和修芭也会添置自己的小客车,接送孩子们上音乐课、看牙医。他想象着自己手握方向盘,而修芭则转身给孩子们分发盒装饮料。有一度,这些为人父母的情景使苏柯玛心烦不已;他本来就够焦躁,不安的了-自己都三十五岁的人了,却依然只是一介学子而这更给他添了几丝愁绪。然而在那个初秋的早晨,树木流金,他第一次为那些情景而欣悦、陶醉了。
一个工作人员设法从那几间没有什么差别的会议室里找到了他,那人递过一张硬纸卡片,上面只写着个电话号码。医院！本能告诉苏柯玛。等他赶回波士顿,一切都已结束。婴儿出生时就死了。在一间隔离的病房里,修芭卧床沉睡。病房逼仄局促,连站在她床边的空间都几乎没有;且又位于医院的一角,他们生孩子之前参观医院并没有来过这里。她因为胎盘早剥,只得做了剖腹产,还是没赶得及 医生解释说这类事情的确会发生。他尽可能友善地对那些公事公办的医生笑了笑。修芭过几个星期又可以下地行走,将来再想怀孕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