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芙琳》中的性别政治——乔伊斯的性别价值观及其对爱尔兰民族的希望(3)

·····无尽的琐事牵绊着她。“统治和剥削女性的劳动力，控制其产品”（李银河，2012）是男权社会性别压制的特征之一。换句话说，女性的付出是一种义务，但是她们却没有机会享受对等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伊芙琳的自我生活就被剥夺了。本文认为，伊芙琳开始反思她母亲的生活即是对男权规训的突破。“伊芙琳不得不接替母亲的生活”是事实，但她并没有像她母亲一样 “麻木的活着······似乎已习惯了顺从”（陈明伦 2019: 57）。 如果“她靠在窗帘上，鼻孔里充满了窗帘上的灰尘气味”（Joyce 2019: 28)，从隐喻层面上说，这个以女主人公为叙述角度的场景暗示着伊芙琳并没有对身处的环境完全麻木，正因 “久入鲍鱼之肆并未不闻其臭” 她才产生了和情人远航追求新生活的渴望。伊芙琳“思量着，她母亲可怜的生活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在她的身躯上洒下了魔咒”，“在一阵突然的惊恐中，她站起来了。

逃跑。他必须逃跑！”（2019：32）逃离的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社会的枷锁过于深重，人总要不断地成长才能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冲碎外界强予的囹圄；而逃离最初的本能渴望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因素。伊芙琳微弱的顿悟就是变革父权社会的希望。
四、最终的觉醒
乔伊斯通过解剖爱尔兰社会父权理念的性别价值观来揭露并尝试改变此种观念。在乔伊斯的编排下，伊芙琳最终停在岸边没有和情人上船，相比 “对于不觉悟的同胞，乔伊斯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意”（陈明伦 2019: 59）的观点，本文的观点恰恰相反。这次逃离的失败正是最终而彻底觉醒的开始。伊芙琳决定“必须逃跑”，但是她并不是自己“独立而有计划的逃跑”，而是“和水手一起走”，这说明，逃脱了父亲的牢笼重获自由之后，她又把自己的自由变卖成了另一个个体（或者说另一个男性）的附庸。而在她逃离了她的父亲后，在码头上最终也放弃了和相识短暂还不熟悉的情人的计划，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曾经片刻的顿悟并没有唤醒她找到一条真正可以实现自我的道路，像所有其他都柏林人一样，她会麻木地套上枷锁继续生活在压迫的中心”（邱清 2011: 71），相反，伊芙琳在码头停顿的片刻恰恰是独立而自由的，因为她既脱离了父亲，又渐渐远离了水手情人，“她无法自拔地紧抓着岸上的铁栏杆”（Joyce, 2019: 33), 无不像是本能地紧紧抓住一棵救命稻草，而那棵救命稻草就是她身为个体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