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芙琳》中的性别政治——乔伊斯的性别价值观及其对爱尔兰民族的希望(2)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真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等 1976: 18),自然的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中之后,就性别来说,并不是单纯地存在于社会,而是受诸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等共同因素的交织影响,才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人”。在原始社会,女性由于肌肉不如男性发达、跑步不如男性快、身高比男性矮等生理因素往往在狩猎、采摘和族群战斗中拖了同伴的后腿,因此常常地位低下,甚至在妊娠不便时被族群扔弃在后,性别权力的失衡从那时开始,经历了奴隶社会后,在封建社会,女性便被套上了礼教的规训,由于社会文化的作用,她们也渐渐对自己的劣等品质深信不疑,并生存在各自阶层的最底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不再受自然界的束缚,生理上的不平等才渐渐隐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男女同工之时,男女智力上的无差别萌发了女性的主体意识,随着知识和教育的普及,她们渐渐开始有力量来对抗性别阶层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现象。
因此,性别这一概念出现在权力抗衡的场域,性别政治由此产生。
三、微弱的顿悟
乔伊斯的都柏林小说向来昏沉沉,灰蒙蒙,这种景观氛围不仅与英帝国的剥削压制有关,还与爱尔兰本身保守和迂腐的社会精神有关。《两个绅士》中科里与其新识女友约会为了诈取钱财香烟;《寄宿公寓》中莫兰先生和公寓女老板的女儿发生关系却只当游戏;《一位母亲》中的卡尼太太与不守约定不支付她女儿报酬的霍洛汗争辩却只引得在场人看热闹和嘲笑,这些情节体现着当时爱尔兰社会对女性的物化,表面上也许正常,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仍然是社会性别群体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伊芙琳》中体现得尤为显化也更为彻底。伊芙琳的母亲“在枯燥乏味中牺牲着自己的生活,发疯而死”(Joyce, 2019: 32) ,生活在丈夫的权力统治之下,只有义务没有独立。母亲去世后,家庭的权力暴力便由伊芙琳承担了:辛苦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都要给父亲,遭受父亲虐待,收拾家务,做饭,接送弟弟们上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