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童年三阶段与作品限制(3)

以“自然”的名义，在细密的保护和严格的阶段性限定下，将个体逐步塑造成一种遵奉“社会契约”的“理性”和“德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主体。
在深受卢梭影响的浪漫主义运动和人道主义运动的推动下，西方各国政府“保护儿童”的法令，在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中叶陆续得到全面通过和执行，“儿童福利”体制大幅度完善，各种维护“儿童权益”的机构设立。公民的法定结婚年龄提高，国民义务教育在西欧各国全面普及，使用童工的工厂遭到取缔。“儿童”和“童年”的现代性定义得到了空前切实的实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家庭的“儿童”们穿自己的服装，玩自己的游戏，读自己的文学，基本上拥有了理论上所设想的舒适而惬意的“童年”。 1900年，瑞典女作家、教育家爱伦·凯迎着20世纪的钟声，推出了与阿利埃斯这部作品的中译本同名的《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构筑了一种希望：儿童就是进步本身，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这一宣言预示着，“儿童中心”（child-centered）的观念，于20世纪全面开花，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得到共识，成为主流的教育哲学。
李贽在《焚书》卷三《童心说》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儿童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如果一个人学了六经，童心就丧失了，他非常反对用封建道德的礼仪规范来扼杀儿童的个性发展特点，但也不能就此不学习，而是要依从每个个体的特征进行引导教育，在此过程中不断习得真情实感的反应，这样才能真正保护童心。
至此，一个完整的童年系统理论获得了完全的建设，儿童白纸本位理论是“可随意涂抹”的神话图腾、儿童缺乏自制力需要学校作为机构的管理是“顺理成章”的监控手段、构筑一个美好的童年地理（时间、空间、标记、符号）是带有强烈致幻效果的麻醉空间，成年人对儿童想做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纳入这个系统，并简化为“这是为你好”的简单说辞。这便是以北野武为代表的《大逃杀》系列里对少年们的严苛“考验”的最基本的理论来源，敌托邦作品里的中年人已经被系统消磨了反抗斗志，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少年/儿童们身上，因为他们相信儿童没有被社会所污染，拥有强烈的热忱与行动力，但就是缺乏成计划的系统性的反思，所以他们需要让儿童们经受“严苛考验”，其中的佼佼者才能带领民众前进或反抗强权。在《大逃杀》的片头字幕如是说“新世纪之初，一个国家陷入衰败。
失业率突破15%，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万，八十万学生杯葛校园制度，青少年犯罪问题增加。信心尽失的成年人对青少年存有恐惧，于是通过了一条法案：《新世纪教育改革法案》简称BR法案”[7]。而我们很难说成年人对这些少年的态度究竟是恐慌还是希望，毕竟恐慌本身即代表着承认其强烈的生命力。而这种思路非常接近于马克思主义下对无产者的希望，只不过对象换成了儿童。
3.2童年的消逝无论“儿童”如何受到特殊地看待和热情地歌颂，它在“现代性设计”中始终是作为“成人”确立自我主体性的他者而被建构的。明确“成人”与“儿童”、“成年”与“童年”的界限，成为“成人”把握自身主体性的要务。“成人”与“儿童”最初区别特征的显现，是建立在复杂而抽象的新符号环境所造成的知识等级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成人”要明确与“儿童”的二元对立，就必须创造新的知识差距、文化差距。无论“儿童本位”观念和浪漫主义思潮如何强调“儿童”的内在质素，它们主要还是从“儿童不是什么”与“儿童不能做什么”的观点来定义他们，“儿童”在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被定义为一个排除性的问题：“儿童”不是“成人”，因此，他们就不得接触那些被规定为专属于“成人”的事情，那些“成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理解或控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