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鸡(2)

看样子家里水电全断，“弹尽粮绝”了。周围的人家都拆了，钉子户不是那么好当的。
爷爷沉默着点头。他不满意上面给出的补偿条件，真这么拆了损失就太大了，于是就硬耗着，也不知道更好的条件什么时候下来，一天天地捱；原本满满当当的后院绿意全无，奶奶担心种的水果菜蔬化为无用功索性就没种，一院子都是悠悠闲闲踱着步子的鸡。
吃完饭我蹲在后院的树荫里借凉，头顶高大青翠的槐树投下大片阴影，手里的蒲扇有一下没一下的，生活的节奏理应慢下来。抬头是满目的灰蓝，城市的胃口太大，咬进了一整个乡村却来不及消化，造就了处境尴尬的城中村。
头顶这天怕是干净不了了，我想。高楼阻碍了视线的推进，老家就像一只青蛙，眼睁睁看着井壁逐渐砌高却无能为力，坐而望天，徒生哀叹。
第二只鸡
家里又要杀鸡了。
奶奶总算是排上了病床位，在总院，只是身体情况似乎又恶化了，躺着胸口照样疼得厉害。医院给出了一长串的检查项目，光排队就要等到下个礼拜才能轮上。
早上五点半起来从郊区赶向市区的医院，呆了一会儿后回到老家，大伯母又在院里杀鸡，母亲也在帮忙，两人见我进院抬头就问：“怎么样了？”
“医生说要等检查结果。”
两人复低头收拾盆里开了膛的母鸡。手上动作重复虚浮，有些心不在焉的模样。我感觉她们似乎知道了什么。离开医院前住院医师领着一波年轻医生查房，拿着部分检查结果叫了陪床的大伯单独出来。我跟着他们出的门。
那个中年医师面容冷淡：“老太太的情况不太理想，你们要做好准备。”
大伯点点头。谈完后他瞥眼瞧见我，只嘱咐一句别乱说，我应了，心里慢慢坠下去。
堂哥也在家里。照面就例行一句“怎么回来的”，我说后门，他才略略满意地收回预备嘲笑的目光。
回老家的路上看见了前几日父亲所言那些修路的工人们。农民工，跟这城里参加大建设的所有工人没什么不同，挽着裤腿拄着锤头，见了穿着超短裤的我不忘吹声口哨。我上前同他们攀谈，确实是在修路了，先推完墙，紧跟着就是路基的修建铺设。
难怪最近拆迁办的人与爷爷的交涉越来越频繁了。
爷爷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去了法院，半路出家，成为了一名基层法官。学过法的人到底多些理智冷静，反复去同拆迁办的商讨赔偿，不急不躁，手续齐全，把钉子户当得稳稳当当。他还经常向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宣讲相关法律，当然人家听不听就两说了。
很明显，拆迁办不吃这套。先把路修好，最后拆不拆都得拆了。
中午饭桌上人不齐。父亲拎着装有鸡汤的保温桶送去医院，大伯母则仍在处理被宰杀的鸡剩余的部分，桌上没摆他们的碗。爷爷还不知道医院的情况，颇为自得地说起他向拆迁办普法的经过，神色很有些骄傲。
大伯插问一句家里的菜地，爷爷顿了一下，遗憾地长叹了口气，说今年家里不会有收成了。没种怎么会有，拆迁这档子事生生拖没了往年厨房里断不了的菜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