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艳秋口述学艺经历(3)

程先生知道我在学他。1933年他回国后，一次悄悄来看我的《红拂传》。消息传到后台，我十分紧张。郭仲衡、侯喜瑞先生，都劝我别害怕，大胆唱。那天台上没出错。到“进酒”一场，郭仲衡先生在台上对我悄悄一呶嘴，告诉我台下坐在前排池座边上戴墨镜的就是程先生。事后，听说程先生认为我唱得不错，笑眯眯的，我这才放了心。我唱“红”了，却伤害了程先生，因为我挖了程先生班社的班底，给程先生制造了困难，他回国后，不得不另起炉灶，重组“鸣和社”。这是我对不起程先生。所以1949年前，在王瑶卿先生家中，我和程先生有过几次见面机会，但是从来没说过话，为此我一直感到内疚。
程砚秋
三十年代中期，我结了婚不唱戏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才重返舞台。1954年我和杜丽云从外地回南京路过上海，程先生当时正在上海演出，我们去看了戏，散戏后杜丽云陪我去后台看望程先生。走进后台时，我心有些跳。二十多年前，我和程先生之间有过隔阂，从没说过话，今天会不会还不理我呀?程先生见我来了，很高兴，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问长问短。知道我还在台上唱戏，程先生亲切地问我“《荒山泪》、《春闺梦》你会不会?《锁麟囊》你会唱吗?”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偷着学的。”程先生笑了，说：“我住在国际饭店X楼X号，你来玩，随时可以来找我。你要来啊！”我听了这番话，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明白程先生这番话的意思，他心胸宽阔，不仅尽释前嫌，原谅了我当年的过失，而且知道我的艺术底细；对他早年的戏学得多，中期名作可能不熟悉，他要给我说戏，把程派艺术传给我。
这怎么不让我感动呢!可惜的是：我因任务在身，第二天就要离开上海，从此就再也没见到程砚秋先生，失去了这最后而又难得的学习机会，这是我终生的憾事。
新艳秋指导弟子钟荣学身段
现在我已经71岁了。1956年后我因中气不足，只好终止了舞台演出，从此专门从事教学工作。我虽然不是程砚秋先生的及门弟子，但五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程派艺术，也可以说是程砚秋老师的一个旁听的学生。我要把从程砚秋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全部传给下一代，为程派艺术的继承发展，尽我自己的力量。（本文为似群1982年新艳秋采访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