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六·上）(7)

    政府在506个村庄进行了现场实验，以验证这个项目的功效。半数的村庄参与了这一计划，而另一半没有。这使得政府能够检验该项目的成本效率。两年后，对这些村庄的成果进行检查，例如教育成就、营养和健康水平。如果没有控制组，政府就无从得知在没有该计划的情况下，教育和健康会是什么样的水平。
    国际援助组织也致力于有操纵变量的研究（真实验）来找出“什么起了作用”（Banerjee & Duflo, 2009）。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f, 2009）论述了援助组织的问题，他们经常进行自我评估并最终声称他们做的所有事情都起了作用，而这是不现实的。这种路线方法意味着钱将会花错地方。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援助资金——即拯救更多的生命——判断哪个项目比其他项目更有效是非常重要的。克里斯托夫描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扶贫行动实验室是怎样设计研究的，为了找到哪个项目是最有效的，研究至少是合适的真实验，随机在一些地方进行援助计划而在其他地方不进行。
    有时公众很难理解，他们想要的无非是有效地利用纳税人的钱帮助大多数人，为什么必须要进行实验去追逐其他东西。例如，纽约市尝试对其公共项目之一——“家园”（Homebase）进行实验测试，这一项目旨在防止人们流离失所（Buckley, 2010）。符合项目（包括工作培训、咨询和其他援助）条件的人（必须是拖欠房租而且有被赶出去的风险）远多于项目服务所能覆盖的人。因此，纽约市做了合乎逻辑的事，就是去测试项目的功效：他们随即分配了一些人加入这个项目（直到2300万美金花完），另一些相同数目的人则不进入这一项目。这个设计让纽约市弄清了2300万美金花出去之后有多少人从流离失所中被拯救了回来。无论结果是什么，答案都会让纽约市更好地分配资金，如果在这个水平的支出下被拯救的人太少，那么或许资金应该被用于其他方面。
相反地，如果大量的人免于流离失所，考虑到无家可归者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这个项目应当增加和扩大。无论结果如何，纽约市的民众都得到了更好的服务。
    不幸的是，许多纽约的民众和组织并不这样看。他们对“实验”这个鲜活的词语作出了情绪化的反应，并且反对这项旨在让城市更合理地运用资金的对照研究。他们认为这些无家可归者被当作了豚鼠或小白鼠。这些批评者忽略的是，没有人因为实验而得不到服务。无论人群是否被随机分配，都会有相同数量的人接受这个项目的帮助。唯一的不同是通过从控制组收集信息，而不是简单地忽略掉不在项目中的人，纽约市将可以判定这个项目是否起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对现场实验的误解相当常见。人们似乎不理解在进行现场试验对真实场景中社会援助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最有效地来使民众得到最大化的帮助。就像国际援助专家艾舍尔·杜夫罗（Esther Duflo）说的：“它看起来并不像是世界观的巨大革新，但是大多数不是经济学家的人无法理解。他们不能理解预算限制。”（Parker, 2010, p.87）我们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容易察觉到杜夫罗话语中包含了些许的沮丧。杜夫罗正在应对我们已经在这本书上论述很多次的事情——对科学家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却被外行人完全误解。对杜夫罗来说，在额定的援助预算下，从给定项目中得到服务的人数是一个特定的值。在相同的预算下，另一个更有效的项目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唯一能够断定一个项目是否更有效的方法是进行真正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