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六·上）(11)

因此，答案是由辅助器而不是孩子决定的。
    实验结论是，辅助沟通疗法只不过是一种“聪明汉斯”现象，绝非治疗方法上的重大突破，也没有给研究人员带来任何欣喜。但悲剧后面紧跟着更大的悲剧。在一些治疗中心，有当事人在接受辅助器帮助的沟通过程中，讲出过去他们曾受到父亲或母亲的性虐待（Offit, 2008）。于是这些孩子们被迫从家里搬出来，直到这场指控被证明是毫无根据之后，孩子们才被接回来。
    由于这些研究结果，专家的意见终于穿透媒体的喧闹浮出水面。重要的是，大家越发认识到，这些缺乏实证基础的疗法并非无害（哦，它有作用，那么它要是没有作用呢？），将未经证实的疗法投入使用是要付出代价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儿科及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姆里克（见Mulick, Jacobson, & Kobe, 1993）指出了这种教育手段风行一时所付出的代价：
    如果没有对辅助沟通疗法的大力宣传，我们可能就会把更多的人力和金钱用于发展基于更有实证基础的、更可行的长远策略，来解决困扰儿童的这一问题。辅助沟通疗法的支持者为研究和专业文献所带来的理论上的混乱，对能力缺陷及其成因方面知识的积累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将辅助沟通疗法与其他成功治愈残疾人的非语言交流系统混为一谈，会使真正有效的方法也失去公众的支持……根据我们的经验，残疾人能够成为他们家庭和社区里有价值的成员，他们无需求助于神奇的治疗方法。他们可以寻求现有的有效帮助，这种帮助是有科学意义的。受过科学训练且富有同情心的专业人员的努力胜过所有流行的治疗方法，而且始终如此。治疗的进步和对于治疗的理解是建立在严格的训练、精确的科学标准以及对各种治疗理论的客观证明之上的。（pp. 278-279）
    上述这个例子再次证明，仅仅相信见证叙述或者认为流行的治疗方法和伪科学无害，最终会带来危害（见第4章）。由此，我们还能发现，当我们想要正确解释某种行为的时候，实验控制和操纵是不可替代的。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下节省原则。自闭症儿童严重的语言障碍居然能够通过一种“神奇子弹”式（见第9章）的干预方法得到治愈，而这种干预方法推翻了几十年来关于自闭症儿童的认知、神经心理和脑特征的研究成果（Baron-Cohen, 2005；Oberman & Ramachandran, 2007；Rajendran & Mitchell, 2007；Tager-Flusberg, 2007；Wellman, Fang, & Peterson, 2001）。这需要我们修改很多关于认知和神经科学方面已取得的知识。辅助沟通疗法的现状表明，它与其他科学研究成果没有关联性和一致性（见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