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五）(9)

    选择性因素在两个方面操纵了SAT的得分：首先，一些州立大学需要ACT（美国大学考试）的成绩，而不是SAT分数。所以在这些州中，只有那些打算去州外读大学的学生才会参加SAT考试。比起那些平均水平的学生，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最有可能拥有更好的家庭条件或者更高的学术才能。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密西西比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考试中。密西西比州仅有4%的高中生参加SAT，然而加利福尼亚州却高达47%（Powell & Steelman,1996）。
    第二个选择性因素则更加微妙。在那些教育质量高的州里，许多学生在高中毕业后，更倾向于继续接受教育。在这些州，参加SAT考试的学生比例高，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而在那些有着高辍学率、低教育质量的州中，想继续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比例很低。在这些州中，最终参加SAT考试的学生代表的是这些州中学习成绩比较好的那些人。因此，他们的平均成绩自然要高于那些大部分人都参加升学考试的州。
    关于SAT分数的这个例子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那就是：公众如果缺乏本书所教授的简单方法论和统计思维技能，想纠正那些误导性的数据会何等地困难。印第安纳州的教授布赖恩·鲍威尔（Brian Powell, 1993）分析了由政治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在1993年所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威尔反对公共教育支出，因为在SAT测试中取得高分的州，并没有高的教育支出。鲍威尔指出，威尔挑出的那些SAT分数特别高的州——爱荷华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犹他州和明尼苏达州——参加SAT考试的学生比率分别为5%、6%、7%、4%和10%，然而在美国参加SAT考试的总比率是40%以上。原因就是，在以上这些州中，要想进入公立学校，必须参加ACT考试，只有那些计划去州外有名望的私立学校读书的学生才参加SAT考试（Powell, 1993, p.
352）。与之相反，在威尔列举的新泽西州，SAT分数很低，教育支出却很高，其中有76%的高中生参加了这个考试。显然，相比新泽西州，在南、北达科他州参加SAT考试的学生配称得上是一支“精锐之师”。
    当存在选择效应的时候，妄下结论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现实选择。许多更年期之后的女性曾经被怂恿去尝试激素替代疗法（HRT），因为有报道说这一疗法可以降低心脏疾病的概率。不过能够表明这一点的早期研究仅仅是把一组选择进行HRT（自我选择进行治疗）和一组没有进行HTR治疗的女性进行对比。然而，真正进行实验（进行随机分配，见第6章）时发现，实际上HRT根本就不能降低心脏病的概率（Bluming & Tavris, 2009；Seethaler, 2009）。包含了特定样本的早期研究之所以说明了HRT确实有效，是因为选择HRT的女性比不选择HRT的女性本来就更加积极进行锻炼，不那么肥胖，更不可能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