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克兰西（克林姆林宫的红衣主教）(8)

要军人们承认这个，也是困难的。
第三类是记者。他们也能从衣着上识别出来，他们乘飞机时衣箱小东西多，不断地装进去取出来把衣服弄得皱皱巴巴。他们没有政治家们的那种高雅的神情和面带的微笑，而是象孩子们的好奇爱问，还有些放荡不拘。他们多数人左手端酒杯，有时拿的不是餐巾而是一个小本子，还有半遮、半掩的一文笔。他们东走西窜，象一些捕食的小鸟。有的找到了愿意谈话的人；有的远远地跟人打招呼，然后走过来打听消息。旁观者从记者们那么快地奔向另一个采访对象，就知道那消息是多么有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美国和西欧记者同他们的苏联对手很不一样。后者多半象往日得宠的伯爵们那样紧紧围在主子们的身边既表现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又可以作为挡住西方记者的缓冲屏障。总起来说，他们是这场戏剧表演的观众。
第四类，也是最后一类，是暗藏的、不能用简易方法识别的一种人。那就是间谍和跟踪他们的反谍人员。他们不同于安全保卫官员，后者只是在屋子四周的墙边上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每一个人，而他们跟那些端着沉重银盘、水晶玻璃怀里盛着罗曼诺夫王室特制香槟和伏特加、来回走动的侍者们一样不显眼。当然有的侍者也是反谍人员。他们在房间各处巡围，竖起耳朵听取一言半语，也许有那么一个太低的交谈声或者跟当晚气氛不协调的词句。一个四重奏弦乐队在角落里演奏着室内音乐，没有谁认真听它，但这也是外交招待会的特色，缺少它反而使人奇怪。屋子里有一百多人，每个人有一半时间在说话，所以人声嘈杂。靠近四重奏的人为了能彼此听到谈论，不得不提高嗓门去压倒音乐，所有这些声音都装在一间二百英尺长、六十五英尺宽、有镶木地扳和灰泥硬墙的大舞厅里，声浪在里边反射回落，达到了能把小孩耳朵震坏的程度。
间谍们利用这嘈杂声音和隐蔽身份进行活动，成为宴会上的幽灵。
这里有间谍，大家心里都明白。在莫斯科，任何人都能告诉你关于间谍的故事。你要是偶尔遇见一个西方人，为了某件事作一点正常的接触，那你还是以去报告为妥。假如这种事情只有一次，一位莫斯科民兵的警官（或者是一位带着公文包四处蹓跶的红军军官）在旁边走过，他就会转过头来看看，并作下记录。这可能出于好奇；也可能不是。当然，自从斯大林上台以来，时代变了，但俄国还是俄国，对外国人和他们的思想不信任，是比任何意识形态都要古老的观念。
这屋子里大多数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但除了那些真是在玩这种特殊游戏的人，没有推去认真考虑它。外交家和政治家们在注意遣词用字，此刻也不过份关心。记者们只觉得这挺逗乐是一个跟他们没有真正关系的、传说中的把戏。（虽然每一个西方记者都知道，他或她事实上已被苏联政府看成是一个间谍。）军人们大多数都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懂得情报的重要意义。他们需要情报，重视情报，也看不起那些为尚不成熟的事搜集情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