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任继愈读后感集合(31)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这是他在永州前五年无可奈何的选择。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有关佛教的碑文、送别序、交游诗和寺庙记等约有三十余篇(大多写于元和二年至元和五年之间)，成为他这段苦难人生的一个缩影。迁居冉溪以后，柳宗元陆续接到了一些故旧大臣的来信，他以为重返京城的想法很快就能实现，因而在他的文章中就很少见到有关佛教的文字了。
二、柳宗元“好佛”并不“信佛”
我们注意到柳宗元三十余篇“好佛”的文章不仅写于被贬永州前期，而且这些文章多是碑文、交游诗和寺庙记类的文体，基本上是一些遵命应酬之作。在这些文章中，柳宗元除了强调自己“好佛”外，基本上读不到他对佛学的系统阐释。因而，我们不能把一个因特定原因而自我表白“好佛”的柳宗元定性为“信佛”的柳宗元。
(一)彻底的唯物论与“信佛”不可并存
柳宗元是世人公认的思想家，他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特别是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唐朝阔《柳宗元在永州》)。一个人的宗教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非常鲜明和一贯的，这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一评价，历来柳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柳宗元唯物主义思想最鲜明的观点就是从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提出并阐述了“天人不相预”的新命题，彻底批判了以往神学的虚妄之说。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哲学思想彻底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这种无神论的观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是在初贬永州企求从佛教中寻求解脱时，他在元和三年和元和四年分别写下的哲学著作《贞符》和《非国语》，仍然鲜明地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