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讲杜甫观后感收集(13)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不但如此，杜甫也说自己的诗法是从儒家而来，“法自儒家有”(《偶题》)，这是最鲜明的态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杜诗对于当时的各种诗体，都积极参与创作，并大胆探索。根据莫砺锋的统计，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诗体形式非常全面，古体诗与近体诗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现过古、近体诗互相排斥的现象，初唐的宫廷诗人喜欢写近体诗，陈子昂则对其大加鞭挞，他本人也很少写近体诗。即使到了盛唐，大诗人李白还在高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尽管他本人其实从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创作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并存。他不仅是唐代写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发展、成熟，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顶点。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创新外，杜甫的其他诗体也有一些变化。他的五古具有明显的“赋化”特点。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作者创造性地将前人常用的“纪游”和“咏怀”题材合而为一。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仅摆脱了音乐的限制，而且摆脱了古体的限制。元稹《乐府序》：“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近体诗而言，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为了让律诗表达更丰富和重大的内容，他还开创了组诗的写法。他的绝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视对仗，甚至两联皆用对仗，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