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剑侠图》剖析(3)
郭沫若同志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也说过:“什么是黄?就是一般所说的黄色文艺。这是标准的封建类型,色情,神怪,武侠侦探,无所不备,迎合低级趣味,希图横财顺手。在殖民地,特别在敌伪时代,被纵容而利用着,作为麻醉人民意识的工具。……但作品倾向是包含毒害的东西,一被纵容便象黄河决口,泛滥于全中国,为害之烈,等于鸦片。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足以消磨斗志,甚至毁灭人性,在今天集反动之大成的‘当局’当然也就更从而加紧利用。”(载一九四八年三月一日《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
《雍正剑侠图》之类的书正象鸦片一样在当时起着麻醉人民的意识、冲销革命影响的作用。
《雍正剑侠图》产生于军阀混战时期的天津,书场的听众成分不一,大都是中下层的市民。旧社会天津流行的“杂巴地”习俗,“混混儿”的意识,“耍胳膊根儿”的手段,组合“行帮”的规矩,“欺行霸市”的风气,以及政治舞台上军阀政客恃强凌弱、尔虞我诈的丑行,都是作者成书的素材。书中人物一句话不和,就拔剑搏杀,为了一句闲话就纠众登门斗殴。朋友受了气,便酿成集团之间持久不断的凶杀恶斗。看你不顺眼,无缘无故就拿刀捅人。谁能耐大,谁就压人一头,谁“胳膊根儿粗”,谁就称霸一方。看谁的买卖好,凭着流氓手段,就霸为己有。“一把宝剑压绿林”、“一副毒弩镇四方”、“宝刀镇山东”等人物各据一方。该书正是表现了这种畸形的社会生活,迎合了封建落后的时尚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才赢得了市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后,《新天津报》在连载《雍正剑侠图》的同时,一起连载的还有《于公案》、《三侠剑》、《五女七贞》、《大宋八义》、《江湖故事纪》等侠义小说。每天这份小报上都是刀飞血溅,喊杀连天。就在这刀光剑影中,“七七”事变发生了,抗日战争爆发了,北京陷落了,天津被日军侵占了。……不管民族矛盾多么尖锐,国家存亡多么危急,抗日的喊声多么高涨,浴血抗敌的军民多么悲壮,剑侠们依然故我,每天在报上“你来我往,斗上几十个回合。”这种和抗日连天烽火极不协调的气氛,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始终。这份《新天津报》从一九三七年后半年起彻底变成了歌颂侵略者、咒骂革命和抗日军民的敌伪喉舌,“剿杀共×”、“讨伐共×”、“肃清共×”的新闻,每天和剑侠们一起出现在突出的版面上。可见这些剑侠们实质上是在精神上和日本侵略军协同作战的,是日本侵略者不可多得的一支“精神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