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中他最没名气，却妥妥是国家认证的实名制神童(3)

初唐四杰中的杨炯同学就是这一政策的绝对受益者。
作为典型的关陇军事贵族，李氏政权的绝对拥护者。在大唐王朝由武略转向文治的时候，杨炯家族在领军人物杨德裔的带领下，也适时的调整了家族风气，开始注重礼仪，重视经学教育。杨炯说他堂伯父：
“公简贵不交流俗，非礼不动，非礼不行。望之俨然，听其言也厉。博观史籍，不学书生寻章摘句而已。至于台阁旧事，法令科条，莫不成诵在心，若指诸掌”。（《常州刺史伯父东平杨公墓志铭》）
可见这个家族在他父亲一辈就开始重视经学教育。
杨炯天资聪颖，家族自然会下大力气培养。
杨同学也很争气，十岁那年就童子举及第，并被授予官身，妥妥的最年轻国家公务员啊。
显庆五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浑天赋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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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他供职的弘文馆，在唐之前这一类机构的主要功能都是修撰图书、教授学生，基本不掺杂政治因素。到了唐太宗时期，他将原来的秦王府文学馆和修文馆合并，秦王府文学馆的实质便是太宗的智囊团，所以弘文馆顺理成章的因袭了这个职能。
因此初唐的弘文馆实际上具备三个功能：一是整理修撰图书和官书，二是教授贵族学生，三是参与制度改革。这里的教授贵族学生也有据可查，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元年朝廷就下令征集京官五品以上子弟且爱好书法的，到弘文馆跟着虞世南和欧阳询学习书法，当年就有二十四人入馆。之后，在侍中王硅的支持下，这批幸运儿一边学习书法一边跟着大儒习揽经学。
唐朝的这些机构调整非常频繁。到了高宗朝，弘文馆的政治功能逐渐下降，文学功能则加强。高宗初年破格录取许多年轻士子，许多人都以弘文馆待诏起步职业生涯。如永徽四年的举首、时年十九的张复，就被任为“待诏弘文馆，准学士例，供食随仗，入内供奉”（《唐代墓志汇编》）。显庆年间，高宗更是大规模地让中举士人和下层官员待制弘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