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南朝“宫体诗”的源流(2)

在萧衍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文坛也充斥着山水、咏物和艳情之柔曼风气，不仅缺乏匡时救世的贞刚阳气，也缺乏了“诗三百”所倡导的教化之社会责任。是以被后世贬为“嘲风月，弄花草”之靡靡淫声。
此外，从东晋延续的蓄纳艺妓的风俗愈演愈烈。南朝商业至齐梁时十分繁盛，都市里大量出现的秦楼楚馆和商贩娼妓，构成了南朝文化特有的商业气氛。本来就素质不高的齐梁统治集团，与此一拍即合。南梁早期，吴均、何逊、刘孝绰已有艳情诗萌芽，最终将这一文体演变为“宫体文学”的，是皇子萧纲、萧绎以及聚集于他们周围的文人集团。及至南陈，陈后主陈叔宝及其侍从文人如江总等，更是将此诗体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的融合
中国的诗歌从来不离民间的沃土，从来自田间地头的诗经，到汉武帝设立乐府，鲜活的民间文学一直给予诗歌源源不断的生命滋养。从诗源考究，南朝的“宫体诗”亦大多蜕变于民间的南朝乐府。
南朝民歌以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为主，主要表现男女恋情，多以女性口吻吟唱，风格轻艳，感情浓烈。艺术风格与汉乐府民歌的质朴以及北朝乐府民歌的刚健迥然不同，以清新婉转、本色自然见称。
文学的流变总有其独特的轨迹，概括而言，江南民歌之于宫体诗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影响：
从题材上看。发端于玄理诗的山水诗以”尚巧似”为宗旨，这种细写景物的风气到后来就演变成咏物诗，这是诗人的审美意识在客观自然物上的合理延伸。咏物诗一脉相承于山水诗的工细，描写对象也由花草树木等自然景物慢慢涉入闺情。诗人创作境界与题材日益狭小，由山水到声色再到艳情，最终形成了“号为新变”的宫体诗。民歌中对两情绸缪的描写以及对“欢娱苦短”的感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上层文人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