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派武侠小说的传统与西化(2)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武侠小说历经了辉煌的“民国五大家”后,其发展出现了断裂,正是梁羽生为首的一批作家们实现了武侠小说的复苏,这才能有以古龙为代表的进一步发展。
与旧派武侠相较,从梁羽生开始的新派武侠自诞生起就展现了强烈的西化色彩:
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借鉴自爱尔兰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
梁羽生的《还剑奇情录》,灵感源自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雷雨》。
梁羽生的《塞外奇侠传》,尽管飞红巾故事来自民间传说,但其中部分情节来自我国作家碧野的《乌兰不浪的夜祭》。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近代的“新文学”,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文学的,所以无论是对西方文学的直接借鉴,还是对我国近代文学的借鉴(这属于对西方文学的间接借鉴),都有着极其强烈的西化色彩。
不过,梁羽生在是“新派武侠”鼻祖的同时,也是水平极高的武侠评论家,著有著名自吹(黑)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他曾经对武侠小说的创作理念有过以下几个观点:
1.“侠”胜于“武”。
2.武侠小说作家要懂一点兵器技击。
3.武侠小说要结合历史(对于梁羽生自己而言,还要结合诗词)。
4.写武侠小说需要想象力,年龄过大就不适合写了。
梁羽生的这些创作理念,可以看出,他在有着西化色彩,也是较为注重传统的。
而传统的这部分内容表现在梁羽生的创作中,其代表就是《江湖三女侠》《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这些作品,吕四娘、江南八侠这些人物都来自民间传说,而大唐系列的铁摩勒(昆仑奴)、空空儿、聂隐娘、虬髯客等等就来自唐传奇了。至于梁羽生作品里的各种诗词,就更是老生常谈,不再多言了。
故,“新派武侠”在此时还是兼有传统与西化的,起步略在梁羽生后的金庸亦然。
金庸是梁羽生之后影响力最大的新派武侠作家,虽然金庸实际上只比梁羽生晚入行1年(梁羽生1954年作《龙虎斗京华》,金庸1955年作《书剑恩仇录》)。
而金庸在《书剑恩仇录》《连城诀》等作品中对法国作家梅里美、大仲马的借鉴都是老生常谈的事了,此处不多表。
从文学史角度来看,金庸创作生涯里最值得一提的两本书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前者革新了武侠小说的剧情架构,是新派武侠真正更像现代小说的里程碑,后者则成功的塑造了杨过这一人物形象,启发了古龙等诸多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