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JI 泽田泰司（二）【赤冢友美）(6)

但是回到日本后调查发现，在美国，未婚之妻也有必须商量的权利，也有公开病历的请求权。
因此，2014年4月，在制作了证明事实夫妻关系的资料的基础上，以居住在塞班岛的翻译者为代理人，再次提出了公开请求。
但是塞班岛的回答是“找不到病历”。
代理人让医院调查了好几次，但是哪里都找不到。
CHC医院是塞班岛唯一的公立医疗机构,美国法律要求保存病历。病历的丢失不是“对不起”就能解决的单纯的疏忽,而是连法律责任都可能被追究的重大过失。
这不仅仅是对医院说的话。尽管规定了每小时巡视一次，但2个小时都没有发现TAIJI的“事故”的拘留所，也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尸检的DPS和尸检当局，大家都犯了严重的过失，这些都重叠在一起，导致TAIJI的死的真相也变得不清晰。
更令人费解的是，DPS等组织中完全看不到针对这些情况进行问题调查的姿态。
这些不可思议事件的连续发生，真的是偶然的吗?
关于这种情况，我和日本警察商量了一下，他们说了以下的话。
“ 塞班拘留所的不正当事件的可能性很高，但是因为很难追究，所以忘记这件事吧，走上新的道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还年轻，今后又会有新的相遇，所以在这件事上花很长时间和金钱太可惜了。”

对于忘记事件等“忠告”暂且不提，作为警察的感觉，拘留所内有着某种“不正当”（说不定是犯罪）的强烈怀疑。
4 窥见的制度缺陷
日辩联也表示“无法处理”
在这样不可思议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完全不关心TAIJI的死。
当地驻塞班岛领事事务所从塞班岛当局那里得到了怎样的说明，是怎样处理的呢。然后日本外务省收到了怎样的报告，是怎样判断的呢。
2012年7月去塞班岛的时候，我为了确认当时的经过，并要求重新调查而访问了驻塞班岛领事事务所。“虽然很可怜”，说了这么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周围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打算调查案件到什么时候？”
“要告一段落了吗？”
我当然能很好地理解关怀我的人们的心情。尽管如此，我的决心还是没有动摇。
很难做出笑容,无法有出去玩的心情,与其让大家担心,不如现在干脆离开家人,在事件发生2年后,决定离开老家,独自住在小房间里。
因为脑子里充满了事件，所以不能和家人和朋友愉快的对话，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想集中精力追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