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赛珍珠诺奖演说：中国的小说(3)

不过，大部分中国的文人对小说是这样推论的：文学是艺术。一切艺术都有社会意义。这种书没有社会意义。因此它不是文学。所以，小说在中国不算文学。我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校里接受教育的，我长大了还相信小说与纯文学毫不相干，文人们就是这样教给我的。他们教我文学艺术是由有知识的人发明的。从文人的智慧中产生出支配灵感的规则，而源自生活深处的灵感是放荡不羁的野泉。天资不论高低都是泉水，而艺术不论古今都是塑定的形式，必须把水注入这种形式才能为文人和批评家所利用。但普通的中国人并不这样利用。故事的天才之水随意奔流，任凭天然的岩石阻拦，林木劝阻；而且，只有普通的人才来饮用，从中得到休息和乐趣。小说在中国是普通人的奇特产品。小说是他们独有的财富。真正的小说语言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经典的“文理”“文理”是文学和文人的语言。
“文理”与人民语言的关系，颇象乔叟的古英语对今天的英国人那样，虽然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理”也曾经是一种白话。但文人总是跟不上活的、变化的、人民的语言。他们固守一种古老的白话，乃至把它变成经典，而人民的活的语言不断发展，把他们远远抛在后边。中国的小说是用“白话”写的。或者说是用人们平常说的话写的，这本身就是对旧文人的一种冒犯，因为其结果是一种非常流畅可读的文体，而文人说这其中没有任何表现技巧。我应该停下来谈一种例外的情况。有些文人从印度来到中国，作为礼物他们带来一种新的宗教——佛教。在西方，清教徒曾经长期是小说的敌人。但在东方，佛教徒却是智者。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文学已经远远脱离人民，在历史上所谓六朝时期的形式主义的影响下濒临死亡。文学家甚至不关心他们要说的内容，而一味追求文章和诗歌中的文字对仗，而且他们对所有不符合他们这种规则的写作都不屑一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