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赛珍珠诺奖演说：中国的小说(2)

那里不是没有小说，但是，他们的眼睛看不到小说被创作出来，因为人民创造了小说，而活着的人们做些什么并不会引起那些认为文学是艺术的文人们的兴趣。但是，如果说文人们无视人民，反过来人民也嘲笑文人。他们想出了无数关于文人们的笑话，其中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天，一群野兽为了猎食在山坡上聚在一起。它们互相商定，外出猎食一整天，天黑时再聚在一起分享捕到的食物。白天过去了，只有老虎归来一无所获。别的动物问它为啥什么都没有捕到时，它非常不高兴地答道：“早晨我碰到一个学生，但我怕他太小不合你们的口味。中午我遇到一位先生，但我放他走了，因为知道他除了有口气瘦得什么都没有。一天过去了，我再没碰到一个人，觉得非常失望。然而天黑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秀才。可是我知道把他带回来也没用，因为他又干又硬，如果吃他会硌坏我们的牙齿。
”文人作为一个阶级，长期以来都是中国人取笑的对象。文人常常在小说里出现，而且总是像实际生活中那样，全都长期读死的经典作品，因此小说把文人们写得都非常相象，人们也确实觉得他们相像。我们西方没有一个和中国文人相似的阶级——也许有些个人和他们相似。但在中国他们是一个阶级。就像人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是一个合成的形象：身材瘦小，脑门突出，两腮无肉。鼻子又扁又尖，双目黯然无神，戴着眼镜，一口卖弄学问的腔调，说些除了他们自己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规则，而且无限自负，既轻视普通人也轻视其他文人，他们穿着破旧的长衫，走路摇摇摆摆，一副傲慢神态。除了文人相聚之时，别人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读那些死的文学作品，试图能写成那个样子。他们憎恶任何新生事物，因为他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归入任何他们已知的类别。如果他们不能归类，他们就肯定那无关重要，而且深信自己绝对正确。

如果他们说“这是艺术”，那他们就确信在别的地方不会见到，因为他们不承认的东西就不会存在。由于他们未能把小说归类于他们所说的文学，所以他们认为小说就不算文学。姚鼎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在1776年列举了构成整个文学的各种著作。这些著作是散文、官府文件、传记、墓志铭、警句、悼词以及历史文章。你们看得出，其中不包括小说，尽管那时中国小说经过几个世纪在平民中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光辉的顶点。1772年由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在集部中也没有包括小说。文人不认为小说是文学，这是中国小说的幸运。也是小说家的幸运！人和书都摆脱了那些学者的批评，用不着受他如对艺术要求的束缚，无需考虑他们讲的表现技巧和他们谈论的文学意义，也不用去听那种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的争论，因为那种争论认为艺术仿佛是绝对不变的东西，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甚至几十年内就会起伏变化！
中国小说是自由的。它随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这土地就是普通人民；它受到最充沛的阳光的抚育，这阳光就是民众的赞同；它没有受到文人艺术那种冰霜寒风的侵袭。美国诗人艾米莉•狄更生曾经写道：“自然是难忘之家，而艺术是力图不被忘记的地方。”她说，“自然——是我们看见的，自然是我们知道的，没有任何艺术去说——对于她的天真朴实，我们的智慧如此急躁。”不，如果中国文人知道小说的发展，他们只能更傲慢地对它蔑视。不幸的是，有时他们要被迫予以注意，因为一些年轻的皇帝觉得小说读来令人愉快。因此这些可怜的文人也没有别的办法。但他们找到了“社会意义”这个词，于是他们写出长篇文学论文来证明小说并不是小说，而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文献。在美国，一些最现代的文学青年最近才发现社会意义这个词，但在中国，那些旧的文人1000年以前就已经知道，当时就主张小说必须有社会意义才能被承认是一种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