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石黑一雄诺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10)

我发现自己给出的是一个没有准备的回答。是的，我说，我经常写那些在遗忘与记忆之间挣扎的个体。但未来，我真正想写的故事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是如何面对同样的问题的。国家记忆与遗忘的方式也与个体相似吗？还是说，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国家的记忆究竟是什么？保存在哪里？又是如何被塑造，被操纵的？是否在某些时刻，遗忘是终结冤冤相报，阻止社会分裂瓦解，陷入战乱的唯一途径？而另一方面，稳定、自由的国家能否真的建立在蓄意的遗忘与正义的缺席之上？我听到自己对提问者说，我想要找到一个写出这些主题的途径，但不幸的是，我暂时恐怕还办不到。
2001年初的一个晚上，在北伦敦我们家（我们这时的居所）漆黑的客厅里，洛娜和我开始观看一部1934年霍华德·霍克斯执导的电影，片名叫做《二十世纪》（电影是录在一盘VHS录像带上的，画质尚可）。我们很快发现，片名指的并非是我们此刻刚刚告别的那个世纪，而是指那个年代非常出名的一列联结纽约与芝加哥的豪华列车。你们当中一定有人知道，这部电影是一出快节奏的喜剧，场景大部分都是在列车上，讲的是一个百老汇的制片人越来越绝望地试图阻止自己的头牌女演员转投好莱坞,踏上影星路。电影的压轴戏是约翰·巴里莫尔那令人叫绝的喜剧表演，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员之一。他的面部表情，他的手势，他吐出的每一句台词，无不层层浸染出讽刺，矛盾与荒诞，而这一切背后的则是一个沉溺于自大狂与自吹自擂之中的男人。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精彩绝伦的表演。

然而，随着影片的展开，我发现自己并没有被触动，这很奇怪。我起初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通常来讲，我喜欢巴里莫尔，也很痴迷于霍华德·霍克斯这一时期执导的其他几部电影，比如《女友礼拜五》和《唯有天使生双翼》。后来，当电影放到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候，一个简单的，电光火石般的想法闪过我的脑海。不论是在小说，电影还是戏剧中，许多生动鲜活，十分可信的人物都没能触动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人物并没有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通过任何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相联结。紧接着，下一个想法就跳到了我自己的创作上来：如果我不再关注我的人物，转而关注我的人物关系，那会怎样？
随着列车哐当哐当地一路向西，约翰·巴里摩尔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我不禁想起了E·M·福斯特那著名的二维人物与三维人物区分法。故事中的某个人物，他说过，只有在“令人信服地超出我们的意料”时，才能够变得三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 “圆满”起来。但是，我此刻不禁思考，如果一个人物是三维的，但他或她所有的人际关系却并非如此，那又会怎样？同样是在那个讲座系列中，福斯特还作了一个幽默形象的比喻：要用一把镊子将小说的情节夹出，就像夹住一条蠕虫那样，举到灯光下仔细审视。我能否也作一次类似的审视，将任何一个故事中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举到灯光下呢？我能否将这一方法应用到我自己的作品中——应用到我已完成的或正在规划的故事中？比如说，我可以审视一对师徒间的关系。这里有没有体现出任何深刻的、新鲜的东西？还是说，我看得愈久，就愈觉得这显然只是一种陈词滥调，已经在几百个平庸的故事中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