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石黑一雄诺奖演说：我的二十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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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1979年的秋天遇见我，你会发现你很难给我定位，不论是社会定位还是种族定位。我那时24岁。我的五官很日本。但与那个年代大多数你在英国碰见的日本男人不同，我长发及肩，还留着一对弯弯的悍匪式八字须。从我讲话的口音里，你唯一能够分辨出的就是：我是一个在英国南方长大的人，时而带着一抹懒洋洋的、已经过时的嬉皮士腔调。如果我们得以交谈，我们也许会讨论荷兰的全攻全守足球队，或者是鲍勃·迪伦的最新专辑，或者是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在伦敦帮助无家可归者的经历。如果你提起日本，问我关于日本文化的问题，你也许会在我的态度中察觉到一丝不耐烦——我会宣称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我自从五岁那年离开日本起，就再未踏足那个国度——甚至都没有回去度过一个假。
那年秋天，我背着一个旅行包，带着一把吉他和一台便携式打字机，来到了诺福克郡的巴克斯顿——一个英国小村庄，有着一座古老的水磨坊，四周是一片平坦的农田。我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被东安格利亚大学的一个创造性写作研究生课程所录取，学时一年。那所大学就在10英里外，在主教座堂所在的诺威奇市，但我没有汽车，所以我去那里的唯一途径就是搭乘一趟只有早、中、晚三班的巴士。但我很快发现，这一点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麻烦：我一般一周只需去学校两次。我在一栋小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房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他的妻子刚刚离他而去。无疑，于他而言，这栋房子充斥着破碎旧梦的幽灵——但也许他只是不想见我吧；总之，我经常一连数天都不见他的踪影。换句话说，在经历了那段疯狂的伦敦岁月后，我来到了这里，直面这超乎寻常的清幽与寂寞，而我正是要在这幽寂中将自己变成一个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