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夸西莫多诺奖演说：诗人的立场(2)

这些伟大的古代和当代诗人，虽然反映的是他们情感世界中的急流湍滩，是令他们惴惴不安的各种问题，但他们今天已广为意大利人所熟知。这些诗人植根于斯堪的那维亚民族富于寓意的、神话般的土壤，他们的名字虽然于我是很难正确发音的，但却是那么音韵铿锵，如今这些名字已深深铭记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他们的诗章向我们抒发的声音，比那些已经衰败的或者堕落在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尘埃里的文明所发出的声音，远为坚定、明确。
我的演说不是赞美词，也无意用巧妙的方式奉承主人，而只是对欧洲的精神特性发表评论。我以为，瑞典和瑞典人民，以他们正确的选择，始终不渝地向世界文化发起挑战，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变革世界文化。
我曾经说过，诗人和作家以变革世界为己任。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个观点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真理，甚至会断言它是傲慢的推理。然而，只要看一看诗人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和在其他地区所激发的巨大反响，人们对这个观点所持的惊慌不安或心悦诚服的态度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正如诸位所知，诗歌诞生于孤独，并从孤独出发，向各个方向辐射;从独白趋向社会性，而又不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附庸。诗歌，即便是抒情诗，都始终是一种“谈话”。听众，可以是诗人肉体的或超验的内心，也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千万个人。相反，情感的自我陶醉只是回归于封闭圈一样的自我，只是借助于叠韵法或者音符的、随心所欲的游戏来重复那些在业已褪色的历史年代里他人早已制造的神话。
今天，我们有可能就其本质的涵义来谈论这个世界上的新人道主义;如果说诗人置身于世界这个物质构造的中心，而且是它的主人，并用理性和心灵来完善它，那么，诗人难道还应当被视为危险人物么?疑问不是雄辩的象征，而是真理的省略表现。今日的世界似乎在同诗歌对立的彼岸建立秩序，因而，对于它来说，诗人的存在是必须铲除的障碍，是务必打倒的敌人。尽管如此，诗人的力量却水银泻地般地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扩展。如果说文字游戏是对任何人类情感的逃避，那么，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诗歌却断然不会发生这等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