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汉德克诺奖演说：我如何成为作家(2)

在《短信长别》里，这个事件变成了一首歌，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某家酒吧的某个夜晚，一首民谣唱出了这个故事，歌曲每一节的结尾，歌手都感叹道：“那个孩子就是我！那个孩子就是我！”
母亲向我描述的其他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的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个段落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战争之间，应该是1936年。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不久，汉斯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入学男生寄宿学校，在西边四十公里的地方。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院子里扫地的声响。这个确实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里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就是思乡的心情。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锁——而是拿起了扫帚，开始扫起了院子。在我母亲的讲述中，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前一天，而“星期六的惯例是，必须打扫院子”。

他扫啊扫啊，直到天已经渐渐亮了，家里有个人——在我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让他进了屋。他后来再也没回到男子教会学校。他去了邻近的村子，做了学徒，做木工，或者做橱柜。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写作一开始，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而第二个事件在1943年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从苏联前线的克里米亚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了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这位传报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家族里的一员，于是他觉得自己不必亲自去了。他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士兵。然后，这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了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据母亲说，在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混迹于附近的村子。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彻底陌生的人面前，他双眼“都哭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