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狮子的骨髓(9)

人们会说，没有人真正以地理—社会性的描述为目的进行创作。那些将作品与地点紧密相连的作家，他们是在一种情感的表达、一种生活节奏的表达中，寻找一个地区的秘密特征。然而，这种过分的感动，这种对于激动的思乡之情的需求，才是首次真正的对于历史的拒绝。同情和激情并不是理解当今世界最好的精神状态，这样的做法仍然属于浪漫派的活力论，以及模糊的神秘主义的合唱。与其在新老城市混乱的节奏中寻找一个无知的神祇，我们更愿意在一种存在、奇遇或者爱情的更加铿锵和线性的节奏中，寻找稀少的真理的种子。它的背景位于人物背后，而不是叠加在他们身上。正是因为它位于人物背后，处于边缘的位置，没有留下很多痕迹，才越发显得真实而清晰。

十一
我们刚刚列举的那些文学风格，是在试图实现客观性，而不是进行理性层面的介入，也不奢望进行评价、展示和说明。有些人认为，这些风格是对于更高层次的诚实的渴望，是一种不论断（nolite judicare），就像是为了避免冒险而预先设定作家面对一些事件时的态度，比如对意愿论，尤其是对政治意愿论的批判。
我们相信，政治上的义务、参与或者妥协，甚至责任，是当今作家的自然需求，或者首先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的自然需求，然后才是作家的需求。我们的这个时代超脱于混战之外（au dessus de la mêlée），因此是无法理解的；相反，越是生活在其中，越是处于火线之上，才越是能够理解这一切。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自己所采用的是通过非理性抒情主义和几乎与那些集体力量保持着神秘联系的动力，从而使灵感和语言发生膨胀的表现主义意愿论。同样地，我们也不再认同那种过分谦虚，将自身的历史功能等同于说明和教学功能的文学。
假如谁能够理解政治运动有多么复杂、微妙、困难和丰富，并因此热爱它和学习如何从事政治活动，假如谁明白劳动斗争取得成功需要才能、细致、耐心和道德这些珍贵的品质，那么，对于从表面上模仿政治和工会领导人活动的作家，或者更有可能要求作家这样去做（要求作家从评论分析过渡到揭示，再到指出解决的方法，着手进行战斗的准备，对于不足进行批评，再到寻找积极的解决办法，等等）的评论家，他永远会感到不满和厌倦。文学与艺术的这种对党派组织和国家劳动者协会进行纯粹和简单模仿的倾向，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幼稚，还是知识分子自负情绪的残余。我们在其中仍然能够碰到古老的二元论思想：作家几乎是出于对政治领导以及他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嫉妒，才试图重复政治领导所做的事情及其思考过程本身。这种重复并非发生在实际中，而是发生在纸上，是通过提出工会斗争和组织的典型问题，用他认为最正确而有效的方法解决它们，并幻想通过这种方法教训别人，从而完成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政治真正完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