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狮子的骨髓(8)

就这样，在这两种含糊不清的创作和评论活动中，两个词汇之间的对立，也就是知识分子的意识与大众的世界之间的对立，将永远延续下去。在这里，知识分子的意识比任何地方都倾向于大众的世界，如同倾向于一种与之相反而不相干的东西，将它当作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来接受，并且从它严厉而变幻的色彩中获得满足，继而寻找其中隐藏的精致。
九
可以说，方言诗歌的再次流行，以及对同样用方言写成的叙事文学的尝试，也是以上述两种情趣和态度为标志的。不过，我们相信这两种文学形式并非是作为必不可少的运动而诞生的，而是标志着衰退和疲惫。文学语言的确应该不断关注通俗口语，从中获得给养，并进行创新；但是，它不应该在其中消失，也不应该把对它们蠢笨的模仿作为游戏。相对于他同时代的人，作家应该能够讲出更多的事情。他应该为自己的时代创造出一种更加完整和尽可能具有功能性的语言，而不是心存感激地去模仿那些方言，因为方言中尽管充满了趣味、活力与智慧，但也包含着不得不容忍的伤害，强加于它们的局限，以及一些无法摆脱的习惯。
十
不过，我们需要将方言的复苏放在更加复杂的地方主义复苏的背景中去审视。在意大利统一后的那些年，作为对这个新兴国家所具有的如此不同和无法沟通的现实的意识，地方性的真实主义具有一种明确的历史意义，也获得了新的动力，而且目的明确：在法西斯主义将意大利变成一个惨不忍睹而又面目全非的国家的很多年之后，我们感到需要对自己的国家进行一次细微而又深刻的发现。更能满足这个新需要的工具，也就是让作家能够像古人一样对历史和政治进行分析的一种杂文和问题类的文学，遭到了大家的忽视。在典型作品《基督不到的地方》（Cristo sièfermato a Eboli）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文学界中所有的能量无一例外地瞄准了长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然而，尽管叙事文学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尽管像现实小说这样借助如此复杂的装置进行的创作，也无法在一片思想耕耘过的土地上诞生。

在创作出如此多涉及地方和社会事件的小说之前，或许首先需要创作对各个城镇、习俗、机构和问题进行诠释和思考的作品。如今，我们把表现这个或者那个地理区域的“真实面貌”的任务，交给了长篇和短篇小说。这个要求是错误的，因为小说属于历史范畴，而非地理范畴。一部小说的真正主题应该是对我们时代的定义，而不是对那不勒斯或者佛罗伦萨的定义。它应该是一幅画面，解释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活。作家需要那些地点，那些尽可能确切的和他所热爱的地点，因为它们是在故事中使事物活动起来，或者是故事赖以发展的具体形式。然而，这些地点和地方性的习惯，这座或者那座城市，这些或者那些居民的“真实面貌”，我们都不能把它们作为小说的内容。尽管作家要从他最热爱和了解的城镇的实际出发，但他的目的应该是“创造历史”。我们已经明白历史永远都是当代史，是对未来历史的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