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卷1至4(3)

就含有贬意，它与声势浩大的唐诗和散文是不能并驾齐驱的。宋以后的文言小说，用鲁迅的
话说，“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
言。”这时，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新的小说形式即评话出现了。评话是白话小说，它的产生与
广大的下层人民群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主要的是为他们服务的，得到他们的喜爱。从评
话到章回，历经几代数百年，越来越旺盛强大，同另一种起于民间的戏剧文学，成为中国古
代文学后期主要成就的重要标志，诗文的地位反而越来越显得居于次要了。在这个历史阶段
的文言小说，走着与白话小说并不相同的道路，远离了现实生活，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变
成了文人的趣味之作，犹如明末之文人小品，落后于时代的潮流，走向了末路，既缺乏白话
小说的生命力，同唐传奇相比，相差也不可以道里计。
文言小说的衰落，到明朝已达极点，故鲁迅在讲“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时，一笔
带过，批评多于肯定。“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而能够予以肯定者，实在寥寥。

至于清末的文言小说，虽“亦记异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陈祸福，专主惩劝，已不足以称
小说。”文言小说发展到如此境地，真是名符其实的“呜呼哀哉”了。
在文言小说的衰败之风“弥漫天下”的境况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却突然异军崛
起，独树一帜，连当时鼎鼎大名的文人王渔洋，也不敢小看这位三家村的教书先生，究竟是
为了什么？
二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和目的，不是一般的传奇志怪，而是以传统的传奇志怪
的形式和手法，来表现他长期郁积于心底的“孤愤”之情，是对当时社会的抗争，也是为重
振文言小说所作的抗争。蒲松龄生活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大变化的时代。他经历了明朝的灭
亡，经历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经历了清朝入关前后的虏掠和镇压，经历了清初民族
的和农民的反清抗争。在清朝相对稳定的统一和巩固以后，他又幻想着通过科举制度的途径
出仕，然而初显才华以后，紧接着而来的却是屡遭挫折，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岁贡”的虚
名。他除了短期到江苏给人做幕僚外，终生在山东农村生活。他始终没有放弃高升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