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发展史与赛博坊的历史使命(4)

在淡泊名利的基础上又要他们去处理乡村金融问题，“引进资金”。这种吊诡的中西方融合，在梁漱溟的邹平模式里处处可见。从根本上也没有人将这种中西方模式、儒家、道家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说清楚。这导致了后世很多人对于梁漱溟乡村实践难以理解以及误解。从而导致背后的实行效果并不理想。人们没办法解决什么叫新儒家的现代化道路，怎么样又做到淡漠名利又需要去管理经济问题。这都十分困惑，由此，必然会在实践上产生了大量问题。从人才的培养上来说，这对于真正能够实践这套模式的人要求过于高，最低的门槛也是必须要融会中西方文化，还需要有实践能力。从而，梁漱溟的模式从根本上又回到了米春明的难以复制或是难以贴近农民的问题上去了。他以这种指导方式去工作以及培养人才。而培养的人才由于这些根源性问题与困惑并没有解决，因此能够成功者甚少。绝大多数要么坚持不下去，要么脱离群众形成官僚主义。
这一点是十分根本的思想困惑的体现。
当下的三农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并没有脱离以上诸多模式，他们要么有其中的某种模式的影子，要么是几种模式共同结合的产物。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某种超出既定框架的思路。而只是在量上的差别。比如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人才发展计划，实际上并没有解决人才培养中启蒙姿态的问题。同时也没有解决一种西方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人与农村脱离的问题。温铁军发现了这样的教育文化差异，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教育产生的，而是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而这种中西方文化是会在现代性的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中就潜移默化的被影响的。说的具体一些就是，一个城市生活的人，生活中的逻辑大多数都是建立在西方理性的基础要求上，比如要讲究绝对的逻辑理性，讲究过于个体化不与身边陌生人沟通的交际方式（这点在大城市中十分明显），连我们手机系统、计算机系统的视觉模式，都是建立在西方文化的思考模式基础上的。